offbook.press
排版 Reader
语言 Language
主题 Theme
第 04 期 · 2026 年 4 月 25 日 Issue 04 · Apr 25, 2026

形式的虚像

The Mirage of Form

The Mirage of Form

形式的虚像

AI 第一次让形式可以脱离实质独立产生。形式被工具吃掉之后,知识工作者赖以为生的能力大面积失效。这篇文章追问:实质从哪里来,如何被识别,如何变现。

For the first time, AI lets form be produced independently of substance. Once tools eat form wholesale, the abilities a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workers built their livelihoods on stop reliably testifying to anything. This essay asks: where does substance come from, how does it get identified, how does it become value.

约 90 分钟 ≈ 90 min 阅读正文 ↓ Read essay ↓

序章 · 形式与实质

先说说这篇文章用的基础概念。

任何一个交付物,例如一篇文章、一个产品、一份方案、一段代码、一个视频,都可以拆成两部分:形式实质

形式指一个交付物中可以被外部系统接管的部分。它可以通过工具、模板、规范、流程、模型和分工来生成、复制、优化或规模化。

形式不等于“低级”,也不等于“简单”。在某些时代,形式能力本身极难。抄写员的字迹、写实画家的形似功夫、工程师的代码工艺,都需要十几年训练才能掌握。但它们都属于形式,因为有一天,外部系统能把它们接管。

实质指外部系统无法替主体承担的部分:对问题的重新定义,对现实的判断,对取舍的负责,对后果的承受,以及由长期经验形成的、不可完全迁移的判断力。实质不是“显得独特”。它来自一个具体主体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判断和承担。

换句话说:形式解决的是“东西如何被做出来”,实质解决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的后果由谁承担”

这对概念在中文里有一个成熟的法律和会计原则与之对应,叫“实质重于形式”。判断一笔交易或一份合同的真实价值时,不能只看表面安排,而要穿透形式,看背后的真实关系和真实后果。

这篇文章借用这个原则,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

历史不是把实质变成形式,是把形式从主体迁移到外部

这里要说清一件容易混淆的事。

形式和实质从一开始就是两类东西。历史改变的是形式由谁来完成,定义本身没动。

工具不发达的时代,很多形式只能由人亲自完成。字迹工整、比例准确、信息查找、语言流畅、代码正确,这些事情本身属于形式,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它们必须依附在具体的人身上。社会因此把这些形式能力当作主体能力的一部分来识别和定价。一个抄写员写得工整,一个画家画得逼真,一个研究者掌握大量资料,一个工程师能写出可运行的代码,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都是真实的稀缺。

工具进步之后,这种绑定关系松动。每一次工具进步,都是把原本必须由主体亲自完成的形式,迁移到外部系统:印刷术接管复制、摄影接管再现、工业化接管精度、搜索接管检索。下一节会展开这条历史线。

形式被接管之后,并不会失去使用价值。真正下降的是形式的证明力。它仍然有用、仍然被消费,但越来越不能稳定证明背后的主体拥有相应的实质。

AI 是这条线索上最大的一次迁移

AI 的特殊在于,它不只是接管某一种形式,而是一次性接管了大量过去仍然残留在主体内部的形式能力

写一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长文,过去需要写作者长期训练。AI 之后,这部分能力被快速外部化,结构合格不再稳定证明背后有真正理解问题的写作者。

写一段架构合理、能跑起来的代码,过去需要工程师掌握语法、模式、调试经验。AI 之后,代码的形式生产被部分外部化,一段能跑的代码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证明写代码的人具备相应的工程判断。

做一份图文并茂、信息组织清楚的方案,过去需要咨询顾问、设计师、产品经理的训练。AI 之后,这些形式可以被快速生成,一份看起来完整的方案不再稳定证明背后的人真正理解问题、客户、约束和后果。

过去十几年到二十年,大量职业工作者赖以为生的能力,在 AI 出现之后,从“必须由主体亲自完成的形式”变成了“外部系统也能完成的形式”。这是形式和实质之间证明关系的结构性重画,而不只是局部替代。

这件事的后果,比“AI 会替代哪些工作”要深一层。

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

当形式不再稳定证明实质,实质从哪里来,如何被识别,如何变现


形式迁移史:四次外部化

形式的迁移,自然有历史证据撑住。这一节走过四次工具进步:印刷术、摄影、工业化、搜索。看每一次“形式从主体迁移到外部系统”的具体形态,以及它对当时主体的冲击。

读完这四个例子,会更清楚 AI 在做的事并不新鲜。它只是这条线索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

印刷术(15 世纪):字迹和复制被外部化

印刷术之前,合格的书是稀缺信号。一本装帧完整、字迹工整、抄写无误的手抄本,证明背后有训练有素的抄写员、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资源。抄写员的字迹工整、复制准确,在抄写时代是他作为主体被定价的核心依据。

印刷术把这一切外部化。一台印刷机一天能产出上千页,一个抄写员一天几十页,量级差异在两到三个数量级。1450 到 1500 年间,书价至少下降 65%。按 Buringh 和 van Zanden 的估算,1454-1500 年西欧印刷书产量约 1260 万册,已经高于整个 15 世纪西欧手稿生产量。

到 1525 年前后,人文学者开始抱怨,理由是书太多。伊拉斯谟在《箴言集》里写下一句和今天关于“AI 内容泛滥”几乎一字不差的话:“地球上还有哪里能躲开这些新书的蜂群吗?”

抄写员的字迹工整不再稳定证明任何一个主体,因为任何印刷品都字迹工整。这部分形式从抄写员身上迁移到了机器,抄写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在一两代人之内贬值

但实质并没有被消灭。识字、阅读、思考、判断仍然有价值,而且在印刷术之后变得有价值。印刷让大量文本可以被广泛获取,真正擅长筛选、解读、批判的人反而更稀缺。贬值的是被外部化的那部分形式,依附在它周围的实质并没有贬值

摄影(19 世纪):再现被外部化

1839 年 8 月 19 日,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公开。法国政府宣布把这项发明放入公共领域,几个月内,达盖尔工作室在欧洲和北美遍地开花。到 1850 年代,巴黎等大城市的商业摄影棚已经在大量生产肖像,价格从过去画家肖像的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开始,肖像摄影迅速从新奇技术变成中产消费品

直接受冲击的是写实画家,他们靠“逼真再现现实”谋生。一张达盖尔肖像几分钟拍完,一张油画肖像要几周。客户开始用脚投票。一句常被归于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但出处并不牢靠的话,把这种震动概括得很准确:“从今天起,绘画死了”。这句话未必真由他说出,但它之所以被反复引用,是因为它捕捉到了写实再现被相机接管时的真实恐惧。

写实画家面对的是和今天许多职业完全相同的问题:他们花了十几年训练的核心能力,被一个外部系统接管了。

绘画并没有死,但它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不在再现里。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整整一个世纪的艺术运动,本质上都是绘画在回答一个问题:当再现被相机接管,绘画的实质是什么?

实质没有消失。再现这件事过去依附于画家,后来迁移到相机。画家的实质重新被定义为相机不能替他做的事:看待方式、立场、风格、对什么值得画的判断。

工业化生产(19-20 世纪):精度被外部化

工业化是更长尺度的形式迁移。从 19 世纪英国的纺织机、20 世纪初福特的流水线,到 20 世纪后半叶日本的精益生产,一波一波,把“匀称、精度、一致性、稳定复制”这部分能力,从手工艺人身上迁移到机器系统。

工业化之前,一个物件的精细程度往往说明匠人的经验、耐心和能力。一双手工皮鞋的针脚均匀,证明做这双鞋的师傅训练有素。

工业化之后,机器可以批量制造出比手工更一致的产品。1913 年福特推出移动装配线之后,Model T 的底盘装配时间从 12.5 小时降到 93 分钟,价格从 1908 年的 850 美元降到 1924 年的 260 美元。手工的“针脚均匀”不再稳定证明任何一个匠人的实质,因为流水线的针脚比他更均匀。

但手工艺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工业化之后,留下来的手工艺转向了机器做不到的事:特殊定制、稀缺材料、个人化设计、文化记忆、不可复制的瑕疵美感。一双纯手工皮鞋今天的价格反而比一百年前更高,这双鞋的精度可能和一百年前相同,但依附其上的实质,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互联网和搜索(1990s-2010s):检索被外部化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形式迁移,是搜索引擎。

搜索之前,知识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之一是“知道去哪里找资料”。法律工作者要熟悉判例集,医生要记住大量诊断标准,记者要积累信息源,学者要掌握文献体系。这些“信息查找、资料整理、基础事实核查”的能力,长年依附在具体的人身上,是他们作为主体被定价的重要部分。

搜索引擎把这些外部化。Google 1998 年成立,到 2010 年代,一个普通人查一个法律条款、医学定义、历史事件、产品参数,30 秒就能拿到合格答案。

这次迁移的影响在 2000 年代缓慢展开,被低估了。它没有像 AI 这样在两三年内造成可见冲击,但累积效应同样巨大。大量“凭信息差吃饭”的工作,例如中介、信息员、初级研究助理、部分律师助理工作,在 20 年里慢慢萎缩。

但同样,实质没有消失。判断什么资料重要、如何评估资料质量、在复杂情境中应用资料、对资料背后的真实问题做判断,这些能力反而因为搜索让信息门槛塌陷而变得更稀缺。能搜不再值钱,懂搜什么、怎么用搜来的东西仍然值钱。

一条共同的轨迹

四次迁移走的是同一条轨迹:

  1. 一种形式能力长期依附在某个职业群体身上,被市场当作他们实质的可见证据
  2. 工具进步把这部分形式外部化
  3. 形式仍然有用,但它的证明力对那个职业群体大幅下降
  4. 那个职业群体面对一次集体性贬值
  5. 留下来的人,把价值重新定义在外部系统做不到的实质

每一次迁移的当事人,都觉得自己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每一次,实质都没有消失,但实质需要重新被识别和定价

AI 在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规模大了一个数量级。它不只是一次接管一种形式,是一次接管几十种形式。

但底下的逻辑没变:形式仍然有用,只是不再稳定证明主体。这是序章那个核心问题在历史里的注脚:当形式不再稳定证明实质,实质从哪里来,如何被识别,如何变现

下面八章就是这个问题的展开。


第一章 · 钟形社会是一个历史例外

在讨论 AI 对交付物的影响之前,要先把读者放进一个准确的历史位置里。一个关键事实常常被忽略:我们所在的“钟形社会”(大多数人处在中间、少数人在两端),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不到 80 年。它是一个例外,不是常态

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形状是哑铃形。少数顶端,大量底端,中间几乎不存在。欧洲从公元 1000 年封建制稳定成形到 1760 年工业革命启动,这个形状稳定存在了约 760 年,期间多数前工业社会的农业人口通常在 70-85% 量级。美国 1790 年约 90% 的人口住在农场,到 1860 年劳动力中仍有 53% 从事农业。

工业革命开始拆这个结构,但不是直接从哑铃变成钟形。哑铃底端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间的真正壮大要晚得多,过渡期走了约 180 年。

这 180 年里推动钟形成形的并非单一变量。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建立了大规模生产和分工体系;20 世纪初福特主义、电气化、流水线把工业品价格压到普通工人能消费的水平;广告业、分期付款和大众消费文化把“中等收入对应中等生活方式”变成了可见可达的目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劳工立法、最低工资、社会保障、退伍军人教育法案(GI Bill)又把工人和退伍军人系统性推入中产。钟形社会是一组叠加力量的产物,而非工业化单线推进的自然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大多数人属于这个阶层的社会,要到 1940 到 1950 年代才开始在美国形成。按 Pew 长期跟踪的口径,1971 年住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人占 61%;中产阶级家庭占全美总收入的份额在 1970 年达到 62%。这是这条数据序列里的高点。

把三个时期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哑铃形约 760 年,过渡期约 180 年,钟形不到 80 年。钟形社会的存在时间不到哑铃形的 1/9。它是一个历史例外,不是常态

钟形是多维度同时中位化的结果

“钟形社会”不只是一个收入分布。它是工业化和大众化把一个社会在多个维度上同时中位化的结果。生产中位化(工业化让大量商品集中在中等质量、中等价格区间)、审美中位化(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把审美光谱收敛到一个可识别的中间带)、文化中位化(大众出版、广播、电视让主流文化成为大多数人共享的文化)、职业中位化(大公司创造出大量中层白领岗位)、教育路径中位化(标准化考试、大学学位、稳定的职业晋升阶梯)。

这五件事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五个面,不是独立现象的巧合。

这个结构从 1970 年代开始塌陷。制造业中层岗位、文员、银行柜员、电话客服、旅行社员工、报社编辑,这些岗位一个一个从城市的白天里消失。到 2023 年,住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人占比从 1971 年的 61% 降到 51%;中产阶级占总收入份额从 62% 掉到 42%。1940 年出生的美国人,约 90% 收入超过父母那一代;1980 年出生的,只有 50%。

钟形社会维持一代人的那种“中产稳定再生产中产”的机制,正在失效。这件事重要:塌陷并非 AI 开启,从 1970 年代就开始了,已经走了半个世纪。AI 做的是把这个已经进行了 50 年的缓慢过程推进到一个新的临界。

AI 是钟形社会的内生产物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事实:AI 的默认商业输出命中的是大众表达、主流英语世界的中位区间

要精确说这件事。LLM 的预训练语料覆盖面远比它的默认输出宽,参数里封存着从古希腊哲学到顶级数学论文的一切。但大部分人和 AI 的互动不在参数深处,他们接触到的是经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对齐过的默认输出

这个对齐过程的机制比“评分者审美落在中位”更精确。真正在给模型打分的并非社会平均人。公开资料里,OpenAI 的 InstructGPT 雇了约 40 名 Upwork 和 Scale AI 上的承包商;匿名调查里,19 位回应者中 75% 不到 35 岁、大多来自美国或东南亚。Anthropic 2022 年的 RLHF 论文用的是 master-qualified 的美国 MTurk 工人加 Upwork 众包,MTurk 工人贡献了大部分 comparison 数据,Upwork 工人贡献其余少部分

更准确的描述是:RLHF 让模型输出向“一组可工业化招募、经筛选的评价者,在研究者说明与平台政策约束下能够稳定识别为’更好’的区域”收敛。这个区域带有明显的英语、美式、平台化偏向,既非审美与判断的最右端,也非全球平均。Anthropic 2023 年的 GlobalOpinionQA 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对齐过的模型在主观社会议题上默认更接近美国和部分欧洲人群的观点。

把这件事接回钟形社会的历史:AI 是钟形内生的加速器,不是外来的冲击

工业化让生产中位化,大众教育让审美中位化,大众媒体让文化中位化,大公司让职业中位化,大规模可工业化评价者栈让 AI 输出中位化。这是同一条历史链的下一环。

这解释了为什么 AI 加速了钟形内一切的同质化,也解释了 AI 和钟形结构的共命运:它能加速钟形之内一切的接管,但它的默认商业输出缺少从钟形之外真实处境中形成的承担、判断和在场


第二章 · 形式悄悄迁移

第一章讲完钟形社会的结构。回到 AI 这次形式迁移本身,它和过去四次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要先论证一个具体的问题:大众识别到形式被工具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对这部分形式的估价多久会回归到正确值。这意味着中位内容的手工生产者会以多快的速度贬值。

大众识别速度,取决于工具是否产生新形式

核心判断:大众识别新工具的速度,核心不取决于普及率,而取决于工具是否产生了可见的新形式让旧形式有特殊变化

历史样本:

  • 印刷术:产生新形式(印刷品 vs 手抄本外观完全不同),识别立即
  • 摄影:产生新形式(照片 vs 油画完全是不同物品),识别立即
  • 工业化:旧形式特殊变化(机器产品过于一致),初期几乎不被识别
  • 搜索:无新形式(搜来的内容和自己知道的外观一样),识别滞后 15-20 年
  • AI:在传统交付物层面无新形式(AI 输出的文章、代码、PPT、设计与人类交付物外观无差异),识别更慢

需要立刻指出一个限定:这里讲的是“交付物层面”。从产品形态层面,AI 已经产生了新形式,例如聊天式界面、agent workflow、实时生成视频、多模态协作空间。这些形态可识别,但它们识别的是 AI 作为工具的存在,而非 AI 作为内容生产的成熟工具的存在。文章讨论的“形式吸收”主要在交付物层面:当大众面对一份文章、一段代码、一个方案时,他们看不出这背后是 AI 还是主体。

AI 这次,大众识别有三条可能路径:

路径一:产生新形式。AI 某天发生质变,产出大众能直接识别的新形式(可能是新交互、实时生成、某种全新形态)。如果发生,识别立即,历史剧本重演。但这件事不一定发生

路径二:量变识别。AI 内容大量充斥之后,大众通过接触量积累出统计学识别(类似工业化产品“过于一致”的钝感识别)。15-20 年尺度上发生。但这种识别并不精确,大众识别的是“AI 风格”,而非“实质 vs 无实质”

路径三:永远不能识别。AI 能力持续提升,产出在所有可观察维度上和人类作品收敛。这件事不能排除。如果发生,大众市场永远不会自然识别出实质。

今天我们在路径二的早期。未来可能往任何一边走。这是真正的不确定,不是装出来的

即使工具普及,估价回归依然滞后

核心判断:即使工具完全普及,人们的认知和估价不会立刻回归到边际成本。回归是缓慢的,跨度通常是几十年。

历史样本:

  • 印刷术:1500 年代普及完成,17 世纪估价完全回归,滞后 50-100 年
  • 摄影:1880 年代普及完成,20 世纪初到中估价回归,滞后 30-50 年
  • 工业化:20 世纪初普及完成,1960-70 年代手工艺重新定价,滞后 50-70 年
  • 搜索:2010 年代普及完成,至今未完全回归(还有大量职位按“知道在哪找资料”招人),滞后 15+ 年,完整回归还要 10-20 年

滞后的具体机制有几条:

  • 存量需求滞后:旧形式的客户基于习惯、身份继续付费
  • 雇佣和薪资体系滞后:HR 和人才市场更新比技术慢
  • 教育和评估体系滞后:学校教什么、评估什么跟不上
  • 代际更替:按旧逻辑训练出来的人不主动重估自己,要等他们退出市场

对 AI 的具体推论:即使 AI 工具普及完成,估价回归还要再几十年。如果叠加路径三(永远不识别),估价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回归。这意味着 AI 时代可能会出现一个长达 20-30 年的过渡期,甚至永远不结束。

两条曲线叠加,意味着什么

把两条线放在一起看,AI 时代的过渡期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工具迁移都更长,而且终点不确定。

当下的真实图景:

  • 工具尚不成熟,或成熟度不均匀:半年前的 AI 视频和今天的 AI 视频差别巨大,去年的 AI 编程和今年的也是,但有些地方 AI 还在频繁犯错和幻觉
  • 供给端:形式生产成本在能用 AI 的人手里(可能不到 1%)已经塌到 token 级别,这件事已经发生
  • 识别端:大众没有可见信号触发识别,可能 15-20 年慢慢量变识别,也可能永远不识别
  • 估价端:即使识别完成,估价回归还要再滞后几十年,完整回归可能不在我们这一代职业生涯里完成

这几条叠在一起,推出几个判断:

  • 大众认知的停留还会持续,工具成熟度不均匀,认知在不同领域异步启动
  • 形式生产正在塌缩到 token 级别,但市场还在按旧逻辑给人定价
  • 旧逻辑还能让一些人活下去,靠的是市场滞后,不是个人能力
  • 滞后期里,谁先被自己的客户/雇主重估、谁后被重估,主要靠运气。两个能力相同的人,境遇可能完全不同
  • 大多数人会感受到“说不清的不对劲”:价格在缓慢压低,但没有任何明显的危机信号

这给知识工作者和企业带来一段真实存在的过渡时间

月薪还在发,客户还在付费,招聘还按老逻辑。这段时间是真实的,是市场更新慢于工具迭代的结果,不是幻觉。它给了一些空间:重新定位、积累实质、调整方向。

但要清楚一件事:这段时间是过渡期,不是新均衡。供给端已经塌了,市场只是还没补上识别和定价。这段时间会持续多久,取决于你所在的领域、你的客户类型、市场的惯性,没有统一答案,但它一定有终点。

用好这段时间,和误以为这段时间是稳态,是两件不同的事。

一个开放的问题

到这里要点出这一章的真正落点: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工具迁移之后,大众可能无法直接识别

之前每一次工具迁移,大众最终都识别了:通过新形态、通过接触积累、通过结果质量。AI 可能是第一次没有或越过这些通道的工具,它产出的东西和人做的在表面上没有差异,而且能力还在快速发展,差异可能持续收敛而非扩大。

这意味着,大众可能将无法分清一份东西的形式是 AI 提供的还是由主体提供的

那么,大众还能可靠地识别实质吗?


第三章 · 实质广泛存在,识别它的人极少

上一个问题:大众还能可靠地识别实质吗? 答案不是简单的“能”或“不能”,要从一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开始。

大众市场每天为大量产品和服务付费,例如微信、滴滴、MrBeast、Apple、Netflix,而且这些产品背后大多有真实质。但大众从来不直接识别这些实质,他们消费的是别的东西。

这件事看起来矛盾,实际揭示了一个比“识别 vs 不识别”更精确的图景:实质广泛存在,但能直接识别它的人极少。要看清这件事,先看一遍当下被买单的交付物里实际发生了什么。

当下被买单的交付物 × 实质类型 × 识别程度

下面取八个有代表性的交付物,标注每一类有没有实质、实质是什么、买家能不能识别(知道自己因为什么买单)、买家实际为什么付费。识别程度三档: 直接可识别, 间接可识别(结果反馈、长期使用、口碑), 几乎不可识别。

交付物类型顶端有实质吗实质类型识别程度实际付费的对象
大众内容
头部短视频(MrBeast)节点型(创作判断 + 工业执行)不识别为实质娱乐密度
网红课程基本无几乎无一些买家事后识别希望 + 亲近感
演唱会、粉丝产品节点型(艺人本人)识别身份本身(不是判断)身份归属
大众产品
顶级品牌(Apple)节点型(产品判断)长期使用后部分识别品牌信号 + 体验
大众应用(微信、滴滴)大量有嵌入型(社交图谱、算法、双边关系)完全不识别网络效应 + 便利
企业内部
报告、PPT、代码、方案顶端有节点型(分析、系统、审美判断)资深决策者识别
中位决策者不识别
形式合格 + 来源信任
高端咨询大量有节点型(判断 + 经验)高质量买家识别
中位买家不识别
来源 + 形式
标准化专业服务(法律、财务)基本无形式不识别资质 + 价格 + 流程

表格里“大众应用”和“企业内部交付物”两行最值得读者停下来看。一个是大众市场,一个是 B 端市场,两边的核心事实都是“有真实质,但买家主要不是为识别实质付费”

从表格里能看到的几个判断

判断一:实质广泛存在

被买单的交付物里,有相当比例有真实质。网络型的(微信、滴滴)、节点型的(MrBeast、Apple)、嵌入型的(Visa、SWIFT)都有真东西。

并非“AI 之后世界全是空壳”。空壳很多,但很多产品背后有真实质

判断二:大众极少直接识别实质

这个可能突破了一些认知,但实际就是这样:大众并不能说出实质,只能感受实质的投影

大众消费的就是实质,但他们感受到的是实质的低维投影,而非实质的完整结构

  • 用户用滴滴,感受到的是“打开 APP 能叫到车”,这是滴滴双边关系加算法的投影
  • 用户用微信,感受到的是“我朋友都在”,这是社交图谱的投影
  • 用户买 iPhone,感受到的是“用起来就是顺”,这是 Apple 产品判断的投影
  • 用户看 MrBeast,感受到的是“这个视频好爽”,这是 MrBeast 判断加工业化执行的投影
  • 一个普通消费者选择瑞幸或蜜雪冰城,选的是“便宜、不难喝、可触达”,但这三件事背后是供应链控制力、选址建店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实质)

在每一个案例里,大众消费的都是真实质,只是他们看到的是它的投影,而非它本身

这件事比“大众不识别实质”更准确。它承认了大众真的在为实质买单(只是通过投影),并未说大众“被骗了”或“消费空壳”。

这件事经济学上有精确对应。Nelson 1970、Darby & Karni 1973 把商品按消费者识别质量的能力分三类:搜寻品(买前可见)、体验品(用后可知)、信用品(用过仍然判断不出)。实质本质上是信用品:大众在消费一篇文章、一个产品、一段服务时,无法可靠区分“有真实主体判断”和“AI 默认输出”。Akerlof 1970 的 lemons 模型(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证明:质量不可识别的市场,无法为质量本身定价。

判断三:企业市场识别能力高度不均匀

B 端理论上比大众识别能力强,但实际上分两层:

  • 鉴赏力上端的少数决策者(真懂业务的甲方、资深合伙人、技术专家):能直接识别
  • 大多数中位决策者:主要识别形式,例如 PPT 做得好不好、报告完整不完整、交付时间是否准时,甚至有些决策者没有任何标准,凭直觉和个人好恶

中位决策者过去的识别工具就是形式信号。AI 让这个工具失效,而他们没有别的工具替代。

鉴赏力上端的人,不只是看投影,他们还能某种程度地反推出实质是否存在。他们看一份方案能感觉到“这个不像 AI 拍脑袋写的,是真处理过类似问题”,看一段代码能识别“这个架构是有判断的,不像堆出来的”,听一首歌能听出“这个编曲是有审美的,不像套模板”。

鉴赏力的本质,就是“通过投影反推实质”的能力

大众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停在投影层。

AI 会影响这个链条吗

会,而且影响很深。

过去兜售投影的方法几乎只有一条:通过实质。便宜的咖啡背后必须有真供应链,顺的产品背后必须有真功夫,贴切的方案背后必须有真经验。投影虽是低维呈现,但它可靠地代理了实质

AI 改变的正是这一点。它让“装出投影”的成本接近零,而且产出质量在每个领域都对应钟形偏上,超过大多数人的识别能力。AI 可以生成“看起来有判断”的文章,不需要真有判断;可以生成“看起来好用”的产品 demo,不需要真懂用户;可以生成“看起来专业”的分析报告,不需要真处理过类似问题。

这些不是投影:它们背后没有实质。这是虚像:看起来像投影,但是工具直接生产的。

一个具体例子:面试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你面试一个候选人。简历漂亮、回答清晰、案例陈述贴切、对你的问题反应快、能讲出对行业的“独到看法”。你形成一个判断:这个人有能力

这个判断的链条是:能力(实质) → 简历和对答(投影) → 你的录用决策。

过去这条链条工作得好,因为装出这种投影本身需要相应的实质:简历漂亮要真做过事、对答清晰要真懂业务、举例贴切要真有经验。投影虽然是低维呈现,但它可靠地代理了实质

AI 把这条链条上的每一步都改写了。AI 帮写简历、帮准备答案、帮做模拟面试、远程面试时甚至能在屏幕外实时辅助回答。一个候选人没有相应实质,但通过工具,产出和真有实质的人几乎一样的投影

你看到的“漂亮简历”“清晰对答”“贴切案例”“独到看法”,可能是实质的投影,也可能是 AI 的虚像。你区分不出

还有更深的一层。你倾向于相信你看到的是投影,因为如果你接受“这可能是虚像”,你过去几年招的人里,有多少是这样进来的?这是一个认知上不愿意打开的问题。

这件事并非 AI 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Spence 1973 年的信号理论指出:当质量无法直接观察,市场依赖信号识别质量;但信号能维持的唯一机制是模仿成本,低质量者模仿信号要付高代价。AI 把这个模仿成本压到接近零,信号系统在结构上失效。

大量的伪影

更多类似的例子可能在发生,或即将发生。

这意味着面向一个钟形社会(大众的识别能力在中位、AI 地板在钟形偏上),地板在钟形偏上质量的交付物,会给实质的投影带来大量伪影

伪影是个借用的概念。医学影像和信号处理里,伪影指看起来像真信号、但其实不是真信号的东西。投影是真信号(虽然低维),伪影是假信号(看起来像投影)。

钟形社会面对 AI 时是双重劣势:大众识别能力本来就在中位,AI 输出的虚像质量正好在大众识别不出来的那个区间。大众的识别系统正在被伪影占领,这是结构性失能,而不只是滞后

后果是双向的:

  • 没有实质的人通过 AI 装出投影,在大众市场上和真有实质的人长得一样
  • 真有实质的人产出真投影,在大众市场上和工具伪影长得一样

两者在大众感知层结构性合并

那么,实质的价值,在哪里会被清晰的识别?


第四章 · 新筛选器:从形式质量到实质来源

实质的价值被清晰识别的地方,只能是有鉴赏力的市场,即能从投影反推实质的那部分受众。

这是历史上重复发生过的事,并非一个新机制。当一种信号被广泛模仿、失去区分力,有识别能力的市场会自发升级到更难被模仿的信号系统,这是消费者行为研究里反复观察到的规律。Feltovich 等 2002 年的反向信号模型(counter-signaling)和 Bellezza 2023 年关于距离化替代信号的研究都指出:当中等水平的参与者也能用主流信号时,顶层会主动转向“看起来不像信号的信号”,或转向需要更多内部知识才能识别的标记。

quiet luxury 是这件事的一个具体形态:logo 被广泛模仿之后,有鉴赏力的消费者转向“只有内行才认得出的无 logo 高品质”。同样的机制在 AI 时代会展开:当“形式合格”被 AI 大规模模仿,鉴赏力上端市场会自发转向新的、更难被工具模仿的信号,例如主体身份(谁做的)、真实的 track record(过去的判断和承担)、圈内同行的真实推荐(信任传递)。

这是一个并不恰当但少数可用的历史映证。当下我们只能刻舟求剑,推演一个可能的结果。

印刷术之后,作者身份成为新的组织原则

印刷术之前,文本大多是匿名的、归于权威传统(亚里士多德说、圣经说)、或者集体传承的抄本。印刷术之后,“谁写的”成为市场组织的核心:读者通过作者筛选,作者成为一种品牌。福柯有篇著名文章《什么是作者》就在讲这件事:作者作为现代分类范畴,是印刷术之后才成形的。

AI 时代正在重演这个过程。当合格形式不再是稀缺信号,筛选机制会再一次向“是谁做的”迁移。这是一次有历史先例的结构性转移。

但筛选器只对一部分市场起作用

这里要立刻加一个重要限定。这件事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趋势,今天还没有完成。趋势的终态,大致在 10 年尺度上成形

终态的图景是:每个领域里,主体身份筛选只对鉴赏力上端受众起作用。大众受众消费的是匿名内容,只是内容的来源从过去的大量人类创作者变成了 AI。

但今天还不是终态。大众市场上,主体身份筛选的残余仍然存在:粉丝追星、读者认作者、用户认品牌。这一层正在快速稀释:网红的生命周期从几年压缩到几个月,品牌粘性在降低,大众对“某某主体”的记忆和追随变薄。

终态的另一个特征是两种“主体身份”的分化:

  • 资本级 IP:靠巨额资本投入、算法分发、持续工业化制作堆出来的大众 IP(迪士尼、顶级游戏公司、头部平台网红)。这类主体身份会保留,但这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大多数创业者或个体能到达的路径
  • 作者级主体身份:靠真实判断和 track record 积累的、在鉴赏力上端受众里有识别度的主体。这是这篇文章讨论的类型

终态里,中间那一层“普通主体靠个人魅力做大众内容”的空间会系统性消失,因为 AI 让大众内容供给无限,普通主体的个人魅力在供给洪流里不再能稳定被识别。

这件事在印刷术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作者作为筛选机制对精英读者起作用:知识分子通过作者筛选经典,学术圈通过作者追溯论证。但对大众读者,作者机制的作用一直有限。16 到 19 世纪的畅销小册子、通俗宗教文本、廉价冒险小说,大部分是匿名的。鉴赏力上端通过作者身份筛选,大众市场消费匿名默认输出,只是这次,“匿名”变成了“AI”。

对鉴赏力上端受众而言,新筛选器分三层

新筛选器并非单一的,有三层。

主导层:主体身份(作者性)。读者、用户、客户在供给爆炸的环境里,不再有时间和能力从内容本身筛选。他们通过**“谁做的”**筛选。一个有可追溯 track record 的主体的任何输出,自动进入读者的注意力;一个没有 track record 的主体的任何输出,哪怕内容更好,也进不来。这一层的本质是:读者消费的其实是“这个主体的判断我信”,内容只是这个判断的载体

第二层:关系信号。读者通过“我信任的人推荐的”筛选。在供给无限的世界里,算法推荐和广告分发都在被 AI 内容稀释,真实的人际推荐变得比过去重要。但这一层是建立在主体身份之上的:没有可识别主体的内容,在信任网络里也无法被传递。

第三层:稀缺性信号。奢华包装、限量发行、付费墙、邀请制,这些策略在历史上也起作用。但它们属于少数玩家的利基策略,而非主导的组织原则

这三层的权重比过去变了。过去主导是形式质量,主体身份是第二层。未来主导是主体身份,形式质量降为门槛(低于门槛直接出局,高于门槛不再拉开差距)。

这对两类读者意味着什么

下面讲的是 10 年尺度的终态。今天旧系统还在运转,但终态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对知识工作者:过去经营职业的方式是“把形式做到合格水准”,写一份合格的报告、做一份合格的方案、出一张合格的设计稿。这条路径塌了。

新路径是“建立能被你所在领域的鉴赏力上端识别的主体身份”:让那部分市场通过“是谁做的”来筛选,而不是“做得怎么样”。

具体含义:公开输出、留下可被别人追溯的判断记录、在一个领域持续在场足够长的时间。这些事过去是“加分项”,在本职工作之外顺便产出公开内容、顺便参加行业会议、顺便有一些公开发言。现在它们成了唯一项,加分项已经升级为必需项。

不建立主体身份的知识工作者,在新筛选机制下不可见。问题不在于他做得好不好,而在于他不在筛选器的作用面上。

对创业公司:过去经营产品的方式是“找到一个形式/功能的空白然后填进去”,做一个工具、一个 App、一个 SaaS。这条路正在快速萎缩,因为 AI 让任何功能空白被快速填满。

新路径是“让产品携带主体身份”。产品背后是一个可识别的主体或主体组,用户为“这个主体的判断”买单,而不只是为功能买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I 时代很多跑出来的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强个人 IP 作为前台。这是结构必需而非 marketing 技巧:没有主体身份的产品,在供给爆炸的环境里找不到被选择的理由

但要立刻强调一件事:大众市场和鉴赏力上端市场为主体身份付费的方式不同

大众市场会为可消费的身份投影付费。明星、网红、运动员、游戏工作室、奢侈品牌、Apple、Nike、Taylor Swift、宫崎骏、米哈游,这些都是大众市场每天为主体身份变现的具体例子。但大众消费的是身份的投影(光环、归属、情感连接、品牌信号),并非主体的判断本身。要让大众消费主体身份,通常需要先经过资本化、娱乐化、品牌化或粉丝关系化,把判断包装成可消费对象。

鉴赏力上端市场则可以直接为判断本身付费。他们能识别“这个主体的判断深度”,愿意为它本身而非它的衍生包装付溢价。

对一家创业公司,这意味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大众市场要走“投影变现”那条路(资本投入加工业化制作加粉丝关系经营),走鉴赏力上端市场可以直接靠判断变现。中间那条“做大众产品但希望大众识别我的判断本身并付溢价”的路,在结构上很难走通,因为大众市场的识别精度不在那一档。

选领域比选做什么更关键

这个框架推出一个锋利的建议:选领域比选做什么更关键

一个主体身份的经济价值,取决于两件事:

  • 这个主体做得有多好(判断力、品味、track record 有多深)
  • 他所在的领域里,能识别他的鉴赏力上端受众有多大

前者靠自己积累,后者是领域本身决定的。两者相乘,才是这个主体的变现空间

这意味着两种常见的错误选择:

一、在一个鉴赏力上端受众极小的领域里做得极好。这个主体可能在专业圈里备受推崇,但变现空间有限,因为能识别他的人本来就少。

二、在一个大众领域里做到合格。过去这是稳妥的选择,大众领域受众大,做到合格就有饭吃。AI 时代这条路径塌了:“合格”的经济价值归零,大众受众不识别差异,主体身份在这里不变现。

理想的位置是:在一个鉴赏力上端受众规模足够大的领域里,做到那部分受众能识别的程度。这样的领域包括一些通俗品类(有硬核粉丝群的网文、有鉴赏社群的游戏、有深度读者的科技或财经内容),也包括一些专业领域(某些有足够付费能力的 B2B 细分市场)。

并非每个领域都有足够大的鉴赏力上端受众。但在做“选方向”这件事上,领域的受众结构比自己的兴趣更重要。一个错的领域里再努力,也打不过一个对的领域里合格努力的主体。


第五章 · 实质的两种载体

AI 时代最稳的两种结构性护城河:作者性(节点型)和嵌入性(网络型)。其他都在贬值。

这个结构在公司和个体两个尺度上完全对称,不需要两套理论。

为什么实质只有这两种载体

AI 把其他所有东西都能生成或复刻:形式、工艺、信息整理、标准化执行、通用判断、通用功能。这些东西过去贵,是因为生产它们需要时间和技能。AI 把生产成本打到零,它们在新的边界划分里全部归入形式

AI 复刻不出的东西,仔细看只有两类。这两类就是实质能驻留的两种载体:

节点型(作者性):一个具体主体通过长期在场、承担后果、可追溯判断积累起来的可识别身份。实质驻留在一个具体主体身上

AI 没有具体主体,没有承担后果的历史,没有被现实校准过的判断轨迹。它可以模仿“像是某个主体的判断”的风格,但它没有那个主体:没有那段被验证过的时间,没有那张可追溯的判断清单,没有那组真实承担过的后果。这种实质,工具复刻不出。

网络型(嵌入性):一组真实关系长期共同运转积累出来的网络。实质驻留在一组关系的共同运转里。这里的“关系”是广义的,既包括真实的人际/客户关系,也包括对特定物理基础设施的在场(物流网络、晶圆厂、数据中心、能源管网)和制度性嵌入(监管许可、合规资质、政府采购资格、专利组合)。这几类资产的共同点是:它们要么来自长期运转积累的真实关系,要么来自具体物理或制度结构里的位置,AI 不能凭空生成。

AI 可以模拟连接,但合成不了真实共同经历、互相校准、高信任带宽。它可以生成“看起来像是一个关系网络”的名单,但它没有那组关系:没有那段共同扛过事的历史,没有那次失败后的重新合作,没有那种“不解释也能懂”的默契。这种实质,工具也复刻不出。

其他所有东西,例如品牌表面、渠道位置、规模、通用数据、通用技术栈、通用功能,要么本身就是形式,要么依附在形式上,都在 AI 时代结构性贬值。它们在过去看起来像“实质”,其实是过去工具不够强、把这部分形式当实质卖。AI 一来,真假露馅。

只有节点型和网络型这两类资产,真正承载实质,AI 碰不到

两种护城河的结构对照

把两种护城河并排放在公司和个体两个尺度上:

节点型(作者性)网络型(嵌入性)
公司例子Apple、A24、Berkshire、Patagonia、AesopAmazon 物流、微信社交图谱、Visa 支付、Google Maps
个体例子可识别的判断、track record、持续在场长期合作伙伴、验证过的搭档、深度信任客户
价值机制单一主体的持续判断真实关系的长期共同运转
用户为什么选择相信这个主体的判断(主动选择)没有替代(切换成本加网络效应)
怎么建立公开输出、承担后果、在一个领域持续和具体的人共同做事、共同扛结果
怎么消失主体离开或判断稀释(职业经理人化)停止接触、关系自然衰减
AI 时代走势相对升值(筛选机制向主体身份倾斜)保值(AI 碰不到,但不随筛选机制迁移受益)

两种护城河机制完全不同,但共同特征是 AI 碰不到

节点型是集中式的:价值集中在一个具体主体身上。换一个主体,价值消失。

网络型是分布式的:价值分布在一组关系里。任何单一节点离开,网络仍在。

两种护城河在 AI 时代的命运不一样

网络型(嵌入性)在 AI 时代不会因筛选机制迁移而自动升值。AI 基本碰不到 Amazon 的物流、微信的社交图谱、Visa 的支付网络。这些东西不因为 AI 强而削弱,因为它们不在 AI 的形式接管的作用面上。它们的增值来自网络自身扩张或 AI 对运营效率的增强(更准的推荐、更稳的风控、更高效的调度),而非来自筛选机制向主体身份迁移的红利

节点型(作者性)在 AI 时代相对升值。因为整个市场的筛选机制从“形式质量”迁移到“主体身份”,而 AI 让形式质量维度塌陷,作者性的相对价值上升。同一份作者性,在 AI 之前值 X,在 AI 之后可能值 3X 或 5X。变的是它在市场里的相对重要性,作者性本身的强度没动。

这意味着:两种护城河都有价值,但节点型是 AI 时代真正相对获益的类型,网络型是保底的类型

时间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两种护城河都需要时间积累,但时间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 作者性需要时间:可追溯判断需要长期公开输出,track record 需要长期承担后果,在场需要长期坚持
  • 嵌入性需要时间:一组真实关系的共同运转需要长期共同做事,互相校准需要多轮真实接触

但光有时间不够。光有时间的人会发现自己的时间不变现:他们可能工龄长,但没有建立可识别的主体身份,也没有建立深度关系网络。他们的时间成了沉没成本。

两种护城河不需要同时拥有

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最好的公司既有作者性又有嵌入性”。但现实里,只有一种护城河的公司完全可以做得非常好

A24 几乎只有作者性,它就是一个发行品牌,没有显著的嵌入性资产。Visa 几乎只有嵌入性,没有人说 Visa 代表某种“判断”或“品味”。两家都是各自领域里顶尖的公司。

个体层面也类似:

  • 只有作者性:独立思想家、独立作家、独立顾问。他们可能一个人关起门工作,但持续输出可识别的判断
  • 只有嵌入性:连续创业者、资深连接者、行业老手。他们可能从不公开输出,但在一组深度关系里不可替代

两种路径都能成立。关键是意识到自己在经营的是哪一种,然后做对应的事

试图同时经营两种而没有真正做好任何一种的,是最糟糕的情况。这也是大多数中间层知识工作者的现实。

最后一个限定

两种护城河在 10 年尺度的终态下,有一个共同前提:它们只对能识别它们的那部分市场有意义

作者性需要有鉴赏力的受众才能被识别为有价值。嵌入性需要有判断力的买家才能被识别为不可替代。

这意味着两种护城河都和“鉴赏力上端”锁定在同一个受众结构里:它们都是鉴赏力上端市场的资产。在那之外,两种护城河都不产生经济价值。

所以建立两种护城河的同时,还要找到能识别它们的那部分市场。找不到,护城河就是沉没成本。


第六章 · 对公司的含义

在公司层面,两种护城河推出一个具体的资产分类:大公司的资产里,哪些是作者性、哪些是嵌入性、哪些是纯形式,以及这对不同类型的公司意味着什么

公司资产分三类

AI 让过去混在一起的“公司护城河”这个笼统概念被强制分类。用一个简单的检验:另一家公司能不能在不拥有这家公司具体历史的情况下,凭空生成同样的资产?能,就是形式;不能,就是时间(进一步分为作者性和嵌入性)。

按这个检验把传统护城河逐项走一遍。

一、纯形式资产(加速贬值)

这些资产过去被当作护城河,但 AI 强制暴露它们其实是形式:

  • 通用技术栈:过去几百人几年堆出来的架构、库、工具。AI 几周内能复刻同等功能量级
  • 平台依赖型渠道:搜索排名、App Store 位置、社交算法推荐、付费投放账户。这些依附于平台算法的当前状态,平台一调整就重置
  • 死的 IP:过期专利、休眠商标、停止运营的角色,随时可以被 AI 复刻或绕过
  • 通用数据:主要在重复公共语料分布的数据,AI 可以不花时间推导出相似的东西

这些资产在 AI 时代 5-10 年内会系统性贬值。很多大公司的内部估值还把它们当护城河,会计上也继续摊销,但经济价值已经在下跌。

二、嵌入性资产(保值)

嵌在公司和用户日常运转之间的关系,AI 碰不到:

  • 物流网络:Amazon、顺丰、UPS 的末端配送网络和调度系统
  • 社交图谱:微信、LinkedIn 的真实人际关系网络
  • 核心基础设施:Visa 的支付网络、SWIFT 的银行间清算、Google Maps 的实时地理数据
  • 嵌入型独家数据:医院 10 年的病历数据、保险公司 20 年的理赔判例、物流公司的异常响应记录,从真实运转里产生,不存在于公共语料

这类资产本身不独立保值,它们是“在场”这个特征的副产品:有在场才有数据,没在场就没数据。

在 AI 时代它们不会因筛选机制迁移自动升值,但可能因 AI 对运营效率的增强而增值。更准的推荐、更稳的风控、更高效的调度,都让网络型资产的运转效率上一个台阶。

三、作者性资产(相对升值)

可识别的主体判断,以公司形态存在:

  • Apple:产品取舍、审美风格、对用户关系的判断(即使乔布斯去世多年,他留下的判断框架仍在运转)
  • A24:选片品味、发行风格、对作者型电影的支持
  • Berkshire Hathaway:巴菲特和芒格的投资判断框架
  • Patagonia:环保立场、产品哲学、对供应链的取舍
  • Aesop:审美风格、选址品味、对产品体验的一致判断

这类公司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能被追溯到一个可识别的判断框架。用户接触任何一个点,都能识别出“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东西”。

在 AI 时代它们相对升值。因为筛选机制向“主体身份”迁移,这类资产的相对重要性系统性上升。

三类公司的处方

按资产组合,公司大致分三类,每一类在 AI 时代有不同的命运和对策。

第一类:有嵌入性但作者性被稀释的大公司

这是大多数传统巨头的状况。Amazon、Google、Meta、Microsoft、大银行、大电信运营商、大零售集团,它们有强嵌入性资产,但作者性在创始人退出和职业经理人化之后系统性稀释。

这类公司在 AI 时代最大的结构性弱势是作者性。嵌入性保护它们不被快速替代,但筛选机制迁移带来的红利它们吃不到,因为它们没有可识别的判断框架。用户用它们的产品是因为没得选(切换成本高、网络效应强),而不是因为喜欢

这类公司的风险不在今天,在 10-20 年尺度。一旦嵌入性被某种方式绕过(新技术、新监管、新用户习惯),它们没有作者性作为退路。少数公司会通过创始人或强主体不退、分拆出独立子品牌、或收购并保持有作者性的小公司这些路径补上,但大多数大公司不会。它们会继续靠嵌入性保值,在市场的相对位置上慢慢被作者性型的新晋者蚕食。

第二类:创业公司(结构性优势在作者性)

在讲创业公司的处方之前,要先说一件刺的事:过去 20 年 VC 模型里被当作“竞争优势”的大部分东西,在 AI 时代不构成护城河,而且是加速崩盘,不是慢慢失效

产品交互和 UX、技术架构、工艺组合(React + Tailwind + Supabase + Vercel 这种拼法)、产品创意和功能、公开或基础数据、品牌包装,这些过去花几百万、几年时间才能做到合格水准的东西,AI 之后任何人用几周时间能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形态。

但更刺的是另一件事:伪装。一家什么都没有的新公司,可以用 AI 在两周内做出看起来和你一样的产品 demo、官网、案例集、客户证言。它不需要真做出来,只需要装出投影,而中位决策者(投资人、客户、合作伙伴)分不出真复制和装出来的差别。

这意味着创业公司过去的核心叙事:“我们做了 X 才有了 Y,所以我们值这个估值”,X 和 Y 的因果关系在 AI 之后断了。别人不需要做 X 也能装出 Y。

VC 圈过去 20 年的核心叙事:“做出比对手更好的产品体验加技术加数据,然后规模化”,这套叙事的每一层在 AI 之后都被压扁。做出“更好”的边际成本塌到接近零,做出“看起来更好”的成本也塌到接近零

这些资产不会一夜消失,前面讲过过渡期是真实存在的。月薪还在发,客户还在签,产品还在用。但资产的相对价值在加速下降。一家创业公司如果还在按“我们的技术栈/产品体验/数据/工艺组合是核心壁垒”这个逻辑融资和经营,它在融的是一个正在贬值的资产

真正剩下的,只有上一章讲的那两件事:可识别的主体判断(作者性)和嵌入到真实运转里的关系(嵌入性)。其他都是流沙。

所以创业公司的战略选择,是在作者性这个维度上系统性跑赢大公司。具体动作:

  • 产品的每一个决定都让用户能识别主体判断。不做“通用的、大家都这么做”的产品,做“我们认为应该这么做”的产品
  • 创始人作为前台,不要躲在产品后面。公开表达、承担判断、留下可追溯的决策记录,这是产品本身的一部分,并非只是营销手段
  • 主动选择鉴赏力上端市场,不要追逐大众市场。大众市场没有差异溢价,主体身份在那里不变现
  • 接受小规模、高单价、深度关系的经济模式,放弃“快速规模化到百万用户”的旧剧本

最大的陷阱:创业公司最容易的失误是模仿大公司的路径:追求规模、追求通用化、追求标准化。这些在过去 20 年的 VC 模型里是对的,但那个模型本身建立在“形式稀缺”的经济基础上,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VC 逻辑里的“可规模化”在 AI 时代是反信号,意味着产品里没有不可剥离的主体判断。

第三类:两种护城河都没有的公司

这是最多但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大量中型 SaaS、传统消费品、专业服务、大量平台上的商家,它们过去依赖的是形式稀缺(合格产品、合格服务)加组织嵌入(稳定的团队和流程),两者在 AI 时代同时消失。

这类公司不会立刻消失,但会在 5-10 年尺度上被系统性掏空。原因是:

  • 嵌入性不足以保护:它们的“嵌入”其实是替代成本(客户懒得换),并非真正的网络效应或基础设施
  • 作者性缺席:没有可识别的判断框架,产品是“行业通用做法”的堆砌
  • 形式不再稀缺:AI 让同质化竞品的生产成本塌到零

出路只有两条:

  • 补作者性:创始人回归、建立可识别判断框架、重新做取舍。但这要求管理层愿意放弃“稳定运转”的惰性,大多数做不到
  • 补嵌入性:深挖用户日常运转,形成不可剥离的关系。但这要求放弃“广撒网”的规模幻想,聚焦到少数真正深度的客户关系

两条都不做,5-10 年尺度上系统性贬值

不再是护城河的几类旧资产

上面的分类推出几个反直觉的判断,值得单独说破。

一、品牌不是自动的时间资产。品牌过去被当作典型的时间资产,积累越久越有价值。但 AI 时代品牌必须持续被真实行动维持。用 AI 生成内容维护品牌、走量稀释产品、用营销掩盖产品本身的问题,这些会让品牌在几年内退化为形式资产(一个名字、一个 logo、一套模板)。市场对退化后的品牌会重新定价到其形式部分的成本。

二、规模是乘数,不是资产。规模放大底下的真实资产。放大嵌入性(物流网络服务十亿用户),规模有价值;放大形式资产(同质化 App 服务十亿用户),规模跟着形式贬值。规模本身不保值。很多大公司的规模建立在服务大众市场上。大众市场的单位用户价值在 AI 时代被系统性压缩,规模这个乘数乘上一个正在缩小的分子。

(创业公司那一节里讲过的技术栈、工艺组合、通用数据这些资产,在大公司层面同样适用,这是 AI 时代贬值最快的一类资产,这里不再展开。)

一个落地动作

对一个公司的负责人(CEO、业务负责人、董事会成员),这一章的落地动作是:

审计一遍自己公司的资产表,按三类重新分类

写下所有被当作“护城河”或“核心资产”的东西。对每一项,用那个检验问:另一家公司能不能在不拥有我们具体历史的情况下,凭空生成这个?把结果分到三堆:纯形式、嵌入性、作者性。看三堆的相对大小。

大多数公司做完这个审计会发现:纯形式那堆远比自己以为的大,作者性那堆远比自己以为的小。诊断没有错,是过去的会计和战略语汇把三类东西混在一起,让你看不清。

看清之后的选择,取决于公司属于上面三类中的哪一类。


第七章 · 对个体的含义:你属于哪一类

前面六章给的是机制和宏观判断。回到一个具体问题:对一个具体的知识工作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理清:AI 时代的个体处境,按一个底层维度分类,跟职业、行业、年龄都没关系。这个维度是:你的判断力是不是 AI 之外的东西。

AI 把人分成两类:被放大的 vs 被替代的

AI 对不同人的效应分叉极大。对一些人是放大器,放大他能产出的东西;对一些人是替代品,直接挤出他在市场上的位置。

什么决定一个人落在哪一边?他的瓶颈在哪里。

  • 瓶颈在经验和知识不够(想做但做不到,因为没见过、不知道、没学过):AI 是放大器。AI 给他补齐他到不了的地方,他凭判断和品味把这些组合成超过自身身位的产品。这种人有上层判断力,缺下层信息和工具;AI 给了下层,上层放大变现
  • 瓶颈不在经验和知识,而是没有上层判断力:AI 是替代品。他过去的护城河是“我比你知道得多、见得多”,这条护城河被 AI 整平。他知道的大多已经在公共语料里,AI 能复述他知道的一切,甚至整合得比他更快

关键不在“知识多不知识少”,在于知识之上是否有更上游的东西:判断、品味、对问题本身的提问能力、把具体经验抽象成结构的能力。这些上游能力,才是真正的实质。

这和 Issue 01 讲过的认知去耦能力是同一件事。认知去耦就是把问题从具体语境抽出来、用抽象结构处理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经验和知识是原材料,实质在材料之上。没有这种能力的人,经验和知识就是他的全部;而材料现在 AI 也有。

AI 放大的是“实质大于形式的人”,不是所有人。对实质等于(或几乎等于)形式的人,AI 不放大,AI 替代。

经济学上的严谨对应

这个判断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经济学里有精确的框架对应。

处理“某种技术是替代还是互补”的标准工具是弹性替代(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σ)。AI 对一个人是替代还是互补,由这个参数决定:

  • σ > 1:AI 和这个人的能力容易替代,AI 部署会降低这个人的价值
  • σ < 1:AI 和这个人的能力是互补品,AI 部署会提高这个人的价值

“瓶颈是经验和知识”对应 σ < 1:人的上层能力(判断、品味)和 AI(补充知识、整合信息)在不同维度,AI 放大人。“只有经验和知识”对应 σ > 1:人和 AI 在同一维度,AI 直接替代。

最新研究反复验证这件事。一篇基于 2018-2023 年美国 1200 万份招聘数据的研究显示:AI 相关岗位对韧性、敏捷性、分析思维等互补技能的需求,几乎是非 AI 岗位的两倍;这些技能带来工资溢价;互补效应在数据里最高可比替代效应大 50%

换句话说:AI 让上层能力变得更值钱,让下层能力变得更不值钱

闭环:经验和知识从护城河变成沉没成本

这个机制推出一个冷的推论:当下“只有经验和知识”的知识工作者,会被淘汰。淘汰他们的是有判断力的人,不是新人本身

这批人可能从两条不同的路走来:

  • 同代里少数有去耦能力的同行。他们既有判断力,又有这个工作者拥有的全部嵌入性:客户、关系、行业熟悉度。他们既能像新人一样用 AI 放大,又有新人没有的嵌入性
  • 被高鉴赏力雇主直接识别的新人。他们没有积累,但有判断力,通过雇主直接识别(不靠履历筛选)绕过嵌入性壁垒。这件事在 AI 之前几乎不可能,因为雇主没有时间和工具直接识别判断力,只能依赖履历这个二阶信号。AI 之后,履历被 AI 污染、判断力的公开输出成本骤降,雇主开始有能力跨过履历直接识别判断力

两条路绕过的都是同一件事:经验和知识本身

当筛选机制从履历迁移到判断力,经验和知识就从护城河变成了沉没成本

这件事的痛苦在于:大多数当前在白领知识岗位上的人,会发现自己属于“只有经验和知识”那一类。这不是他们不努力。过去的教育、职业路径、公司组织都在系统性训练这一类人:大公司的中层岗位、专业服务的熟练工、资深分析师,这些位置过去的价值主张恰恰就是“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非判断和品味。标准化教育体系奖励的是“掌握大量知识”,企业的 KPI 体系奖励的是“稳定可靠地做好本职”,都不在发展独立判断。

这些人是被时代训练出来的钟形峰。他们的痛苦会特别剧烈,因为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做对了所有被教导要做的事,然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他们按照职业手册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符合期待,最后发现手册本身被作废了。

自我审计:你属于哪一类

读到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你属于哪一类

这件事几乎不可能从内部识别。识别“我是否有上层判断力”本身就需要上层判断力。一个没有去耦能力的人,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缺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世界就是“经验和知识最重要”,因为他自己就是靠这个活的。最需要这个判断的人,恰好是最难做出这个判断的人

三种处境对比:

  • 判断力真的存在:接受变现极慢、需要长期持续在场的现实,不假装能快速增长。这种人虽然慢,但走的是真路
  • 判断力真的没有:接受自己在运气赛道上,不假装在建长期护城河。这种人虽然脆弱,但至少决策方向不会错
  • 以为自己有判断力,其实没有:用错误的预期做长期决策,拒绝形式赛道的运气机会,又投入大量时间做没人识别的“实质工作”,两边都不到位

第三种是最危险的位置。

唯一外部可校准的方式是:看你的实质有没有被有鉴赏力的人识别和回应。标准是被你所在领域里你自己也认可其判断力的人持续认可。熟人的称赞、同事的认可、一两个客户的买单都不算。

如果没有这种回应,有相当大的概率,你高估了自己

这件事很冷。但比起在错误位置上耗 10 年,早一点知道更好。

三类读者各自的处境

底层机制讲完之后,具体到三类读者,处境很不一样。

一、有判断力 + 有积累(本文真正的目标读者)

你是 AI 时代被放大的那一类。AI 让你能做的事比过去多一个数量级。要做的是把作者性和关系资本经营到能被市场识别的程度,而不是琢磨怎么“防御 AI”。具体怎么做,下一章展开。

二、有积累 + 没判断力(中间层)

你处在最复杂的位置。一方面,嵌入性还在保护你:客户关系、行业熟悉度、公司内部位置,这些 AI 短期碰不到。另一方面,结构性贬值已经开始:同代有判断力的同行加上高鉴赏力雇主识别的新人,这两条路都在向你逼近。

中间层不会一夜消失。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间层会继续存在,只是存在方式从结构变成了缝隙:某个细分市场 AI 还没覆盖到、某个客户还在按旧逻辑付费、某个位置因为合规或惯性暂时豁免、某次个人魅力或运气正好踩中。这些都是缝隙,不是结构。在缝隙里可以活,有些人能活很久,但它们不可预期、不可传授、不可再生产

最危险的是意识不到自己处于结构性脆弱中。每个月工资照发,生活照过,没有明显的危机信号。直到某一天窗口关闭(公司裁员、行业萎缩、客户流失),才会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诚实审视后发现自己在中间,这一段给的唯一建议是:把缝隙里的时间当窗口期用,不要当安稳度过。中间层的收入给你时间和资源去建作者性和关系资本(不在中间层的人反而没这个奢侈),中间层的位置给你接触真实问题的机会(如果是真训练场,不是生物 API)。能诚实看到这件事并动手做的人,可以利用窗口期做准备。做不到的人,会在窗口关闭的时候措手不及。

三、有判断力 + 没积累(新人)

旧体系里,新人的判断力是通过做那些现在被 AI 碾平的“形式与工艺”慢慢攒出来的:初级律师做文书整理、初级分析师做数据搬运、初级设计师做执行稿、初级工程师写 CRUD。在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里,新人反复被现实校准,十年之后形成可追溯的判断 track record。

AI 时代这个阶梯正在被削弱、压缩,在部分行业断裂。初级岗位被 AI 接管,新人不再能假设“先做基础的事慢慢攒出判断力”。

更糟的是,新组织形态(微型工作室、主体联盟、作者型创业公司)都物理上排斥新人:微型工作室的核心主体忙着做事,调试 AI 比训练新人便宜;主体联盟需要成员自带作者性;作者型创业公司招的是已经有判断力的人。这些新形态对新人没有容错空间。

但前面讲的闭环里,对有判断力的新人有一条新路打开:被高鉴赏力雇主直接识别。这条路的具体形态是密集循环自训:用 AI 作为审阅者,做真实的小事,让 AI 帮自己挖经验(Issue 02 的方法)。判断力的本质是循环密度(假设、验证、修正的频率),不是工龄。一个认真做 AI 编程的新人,哪怕只是写些小脚本,一年积累的判断循环数可能远超旧阶梯上十年。

但这条路要求新人从一开始就有相当的自驱力和判断力起点。这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没有起点就没有密集循环,没有循环就发展不出判断力。能走通这条路的新人,往往是那些在正式教育之外已经有过密集循环训练的人:童年开始的编程、持续多年的写作、严肃的竞技爱好、长期的自主项目。这些早期积累在 AI 时代的回报被急剧放大。

要诚实地承认一件事:未来的顶尖创作者,概率分布仍然偏向有旧时代资本和履历的幸存者。前面那条新路径开了,但摩擦没消失:高鉴赏力的雇主毕竟是少数,自驱力起点这道门槛把大多数潜在新人挡在密集循环之外。新路径比旧阶梯窄,新人能走通的比例比旧阶梯时代低。这是不公平,但是事实。

不过对决定走新人路径的年轻人,这里也没有虚假悲观,只是路径变了。下一期讨论教育和训练时,会回到这个问题。


第八章 · 对个体的含义:具体动作

第七章讲完底层机制和三类处境。这一章讲对**第一类和第二类读者(有积累的人)**最有用的具体动作:作者性和关系资本怎么建,以及 AI 如何放大它们。

个体身上的作者性和关系资本

第五章那两种载体(节点型 / 网络型)在个体身上分别叫作者性关系资本。具体长这样:

作者性:可识别的判断(在一个领域里有清楚的立场,不同场合的表达和决策能被追溯到同一个判断框架)、track record(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承担过的后果有公开可验证的记录)、持续在场(在一个领域持续出现足够长的时间)。

关系资本:长期合作伙伴(有过多个项目共同经历、互相校准的人)、验证过的搭档(一起扛过硬仗的人)、深度信任客户(5-20 个愿意把真正重要的问题交给你的客户)、领域内同行关系(供应商、监管、媒体,这些关系里流动的是 AI 查不到的信息)。

两者机制不同:作者性集中在你这个主体身上,你离开价值就没了;关系资本分布在一组关系里,但需要你持续维持。关键是两者并非互相替代:作者性让你被陌生人选择,关系资本让你被深度客户选择。大多数知识工作者需要两者都建立。

公司过去替你做了什么,现在要你自己做

这是这一章最重要的判断。

过去公司同时替你做了两样事。给你平台让你建作者性:公司的名片、项目机会、内部晋升路径,让你能在一个稳定环境里积累判断和 track record。给你同事让你建关系资本:同事、跨部门合作者、客户、供应商,这些关系都是公司替你触达的。

Issue 03 讲过组织形态的瓦解。公司这个“替你同时做两件事”的结构,在 AI 时代解体。微型工作室、主体联盟、独立创作者这些新形态,不再替个体做这两件事

这意味着对大多数知识工作者,AI 时代最真实的挑战是结构性失去这两种资产的建设通道,不是“失业”。

你可能还在一个公司上班,每月工资照发。但如果这个岗位上你没有建立可识别的作者性、也没有建立深度关系资本,那么你的时间在被消耗,而非在被积累。10 年后你离开这家公司,你带走的是一张职位履历,不是 10 年的护城河。

职位履历在旧系统里还能变现,因为旧筛选机制是形式化的(大公司品牌、职务头衔、项目名目)。在新系统里,它没有变现通道。

时间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讲具体动作之前,先点出一个元判断:时间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作者性需要时间:可追溯判断需要长期公开输出,track record 需要长期承担后果,在场需要长期坚持。5 年是最低门槛,10 年才算初步建立,20 年进入成熟期。大多数人高估了自己积累的速度,低估了需要的时间。

关系资本需要的时间更长。它要求双方都投入时间:你加速自己的一半,对方的另一半你加速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关系资本是最稀缺的护城河:它要求两个主体都承担建立成本,而大多数人只愿意建立弱关系。

但光有时间不够。光有时间的人会发现自己的时间不变现:他们可能工龄长,但没有建立可识别的主体身份,也没有建立深度关系网络。他们的时间成了沉没成本。

时间是必要的,但你还得避免在错误的轨道上消耗时间

无效积累陷阱

最大的陷阱是做了 10 年但没积累。两种典型形态:

生物 API 陷阱(作者性方向):“生物 API”是 Issue 03 提出的概念。你的工作其实是给某个系统(ERP、CRM、某个工作流)做人肉接口,做的事迟早被 AI 接管。在生物 API 岗位上,无论你花多少时间,作者性都不会积累,因为你没在做判断,你在执行流程。判断标准:离开这家公司,你过去几年的“经验”对别人还有价值吗?如果价值主要是“熟悉这家公司的内部流程”,你是生物 API。如果价值是“处理过这类真实问题”,你不是。

关系工具化陷阱(关系资本方向):典型表现是“需要的时候联系,不需要的时候不联系”。这种关系在弱关系层面有用,在深度关系层面是关系资本的反面:它持续消耗你在对方心里的信任存款,却不补充。深度关系的维持需要非功利的持续接触:在不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还在和对方保持真实的连接。

两种陷阱的共同点:形式上像在积累,实质上不积累。AI 时代识别这两种陷阱比过去更重要,因为旧系统里“在大公司待够年头”本身就有变现能力(履历值钱),AI 把这层屏障拆掉之后,只剩真积累。

建立作者性的具体动作

避开陷阱之后,作者性有清晰的动作。

一、持续公开输出。公开输出是作者性的物质载体:没有公开输出,作者性无法被追溯,也无法被识别。具体形式可以多样:长文、播客、视频、Twitter、代码仓库、开源项目、公开演讲、行业会议发言。形式不重要,关键是持续性和可追溯性。三年一篇的深度长文加上日常的社交媒体表达,能形成可追溯的判断框架;三个月一次的朋友圈不能。

二、敢于留下判断,承担判断的后果。“这是我的判断,我认为 X 会 Y”,这种明确的、可被证伪的判断,是作者性的核心。大多数人的公开输出是复述共识:引用别人的判断、整理行业观点、做“平衡的综合”。这种输出积累不了作者性,因为它没有你的判断框架在里面,读者读完不知道“这个作者到底怎么想”。敢于留下判断,意味着敢于在事后被证明错。这是代价,也是作者性的门槛。没有承担过错误判断的人,不会被识别为“有判断的主体”。

建立关系资本的具体动作

一、把几个具体的人长期放在视野里。关系资本是和几个具体的人反复合作、反复校准,不是“认识很多人”。5-20 个深度关系,比 500 个弱关系更有价值。挑人的标准: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真实判断、他们愿意承担合作的真实后果、他们的鉴赏力能识别你的价值。挑对人是关系资本的第一步,挑错人会让十年投入变成沉没成本

二、一起做真实的事,一起承担后果。关系资本不在聊天里积累,是在共同承担后果的事情里积累。一起做过一个真实的项目、一起输过一次、一起赢过一次,这些共同经历是关系资本的核心。一起吃过饭、一起参加过会议、在同一个群里聊过天,这些不形成关系资本。

AI 是放大器,不是替代器

有了作者性和关系资本之后,AI 的作用是放大器

一个有作者性的主体,过去只能靠自己的时间产出。一天能写的字、能见的客户、能处理的问题有上限。AI 让这个上限系统性提高,作者性的变现效率被放大。

具体形态:

  • 微型工作室:1-3 个核心主体,少量非全职合作者,核心外的执行工作(初稿、数据处理、客户沟通、标准化产出)由 AI 完成。客户规模窄(几十到几百个深度关系),但每个都靠作者性锚定,单价高,长期关系
  • 个体联盟:几个独立主体共享基础设施、分发渠道、品牌背书,各自保持独立作者性。联盟本身很轻,成员之间是协作而非雇佣
  • 作者型创业公司:创始人是主体,公司是主体的放大器。产品、服务、团队都围绕主体的判断组织。规模通常在 5-50 人之间,不追求大规模

一个关键区分:这并非“标准化产品规模化”。标准化产品仍然存在(SaaS、工业软件、金融基础设施都还在),但单靠标准化功能本身不再构成长期溢价来源,去个性化的部分正是 AI 最擅长的。新的主体形态是作者的时间通过 AI 放大成服务更多具体客户的能力。每个客户仍然是具体的、深度的、个性化的,只是一个主体能同时服务的具体客户数量从 5 个变成 50 个。

这个放大的本质是:AI 替代了过去需要一个团队做的放大工作,主体本人继续做判断。作者仍然在场,AI 帮他处理执行。

三个具体的自我审计问题

落到具体动作上,有三个问题可以诚实回答:

一、我现在的工作,五年后离开这家公司,还有多少是带得走的

带得走的 = 作者性 + 关系资本。带不走的 = 依附于公司的形式资产(职位、流程熟悉、内部关系)。

二、我在经营哪一个护城河

大多数人会发现:两个都没有真正经营。时间都花在本职工作的执行上,作者性没积累(没有公开输出、没有可追溯判断),关系资本没积累(只有公司内部职务关系)。

三、如果我明天离开这家公司,我的下一个客户/雇主/读者,凭什么找到我、选择我

如果答案是“猎头推荐”、“公司品牌的背书”、“我的职务头衔”,你在旧系统里。新系统里这些东西的变现能力在衰减。

如果答案是“我公开输出的东西他们读过”、“我有合作伙伴会直接推荐我”、“某些客户会主动找我”,你在新系统里。

三个问题是为了让读者诚实看清自己当下的位置,不是制造焦虑。看清了才能决定下一步。


运气是这一切之上的一层

讲完三类读者和具体动作,要把一件温度更高的话补上。前面所有的判断、处方、自我审计,都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之上:人能通过看清和努力改变自己的位置。这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对,但不全对。

运气在 AI 时代的分量被放大了,这是一个诚实的观察。

过去的社会运气很重要,但结构性路径稀释了运气:大多数人靠按部就班就能达到中等。AI 时代这层稀释消失了,谁还在、谁被打下来,主要看运气。

这意味着:很多人会因为运气在中间活下来,也有很多人会因为运气在同样的位置上被打下来。两者的差别可能只是“你的客户恰好换了领导”、“你的行业恰好有一个监管缓冲”、“你的公司恰好有一个老板讨厌 AI”这种具体到个人的偶然。

把自己的境遇完全归因于“能力”或“努力”,在 AI 时代越来越不准确。承认运气,是为了在运气好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不要误以为自己站在结构上;不是为了放弃努力。


结语 · 交付物作为实质的副产品

“可独立评估的单位”,这是过去两百年里交付物这个东西的经济结构定义。它是一个形式容器,让主体的实质脱离主体独立传递、被市场独立定价和消费。

这个结构依赖形式和实质被捆绑:只有做形式需要花实质投入,容器才是实质的可见证据。

AI 第一次让形式可以脱离实质独立产生。交付物作为“独立单位”的经济意义在大面积失效。形式本身不再稀缺,容器本身不再需要被独立定价。真正还有价值的交付物,里面都必须装着只有主体才能注入的实质:可识别的判断、嵌入特定运转的关系。

因果方向要倒转过来

过去:一个主体为了做出交付物去注入实质。目的是容器,实质是手段。

现在:一个主体在现实里持续运转、积累实质,交付物作为那段实质运转的表达自然冒出来。目的不在容器,在实质本身。

交付物从“可独立评估的单位”回到“主体持续运转的副产品”

“我想做一款好产品”、“我想写一本畅销书”、“我想做一个爆款视频”,这种以容器为目的的创作思路,在 AI 时代结构性无效。因为 AI 能以更低成本做出同样外观的容器,而作为创作者没有实质可以装进去

反过来那种“我在做一件具体的事,它自然溢出了一些交付物”的姿态,才是 AI 时代真正站得住的生产姿态:博客是真研究的副产品、产品是真接触用户的副产品、方案是真处理过问题的副产品、代码是真解决问题的副产品。

没有底层的实质运转,所有容器都是空壳。AI 时代空形式的供给无限,能装进去的实质却仍然只能由主体一天一天产生


一个不解决的问题

到这里,5-10 年尺度的所有判断和处方就给完了。结语收束了这个尺度上的核心动作。

但还有一个更长尺度的问题,这篇文章不打算回答,但要承认它存在。

这篇文章的所有判断,有一个时间尺度

在今天,以及未来 5-10 年,实质是工具碰不到的东西这个判断成立。今天的 AI 没有连续自我,不绑定在后果上,没有具体在场;它产出的东西是关于实质的语料,而非实质本身。前面八章给的所有处方,都建立在这个判断上,在今天的尺度里它是稳的。

至少现在,我们是安全的

但更长的尺度上,这个判断会动摇。AI 没有连续自我,是当下架构的偶然特征,而非必然。AI 不绑定在后果上,是部署选择,而非结构限制。AI 没有具身在场,是工程现状,而非物理不可能。这三件事在 20-50 年尺度上,大概率会变。当 AI 拥有连续身份、绑定在后果上、在场,而且这些维度上都比人做得好,人在哪里

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不回答,因为今天的认知里答不出。1850 年的手工艺人,无法预见 1950 年办公室白领的意义结构。1950 年的白领,无法预见 2025 年的 AI 时代。我们这一代想清楚 2075 年人的位置,大概率也是徒劳;那个结构要由那个时代的人,在新处境里摸索。

但有一件事可以指出来。

近现代“靠能力获得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是工业化和大众教育之后的偶然产物,和钟形社会同构。在那之前的几千年里,大多数人不靠“能力赢”过日子,靠和具体他人在具体处境里活下来过日子。一个 12 世纪的农民,在能力上输给国王、骑士、修道士、商人。但他爱他的妻子,养他的孩子,埋他的父母,在他能在场的小范围里有意义、有连接、有责任、有快乐。

那个更古老的意义系统,在 AI 全面超越人的时代会回来。回来的原因是没有别的可选,不是它高级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靠“我比别人能干”获得意义的人。下一代要重新学习的,是一种我们的曾祖父母还熟悉、我们已经忘了的活法:在能力维度上不再是中心,只是边缘;但在作为具体生命这件事上,仍然完整。

这件事悲观还是乐观,不取决于事实本身,取决于你能不能放下“我必须在能力上有位置”这个执念。

放不下的人,会在 AI 全面超越人的过程里很痛。放得下的人,会发现自己其实回到了一个更长的人类正常状态

但这是几十年后的事。

今天先把今天的事做好。


引用与出处

本文涉及的主要事实性断言的来源。

关于印刷术的形式迁移(形式迁移史)

  • Dittmar, Jeremia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Printing P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2011):书价下跌约三分之二的数据
  • Febvre, Lucien &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Albin Michel, 1958;另见 Buringh & van Zanden,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9):欧洲书籍存量从约 30000 册到 2000 万册的估算
  • Erasmus, Desiderius. Adagia(《箴言集》),早期版本约 1500 年首版,“地球上还有哪里能躲开这些新书的蜂群”出自此(中文为意译)

关于摄影的形式迁移(形式迁移史)

  • Met Museum, “The Daguerreian Age in France: 1839–55”;Bajac, Quentin. Le ciel et la terre, Musée d’Orsay (2003):19 世纪商业摄影棚的扩张
  • Gernsheim, Helmut. The Origins of Photograph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2:Delaroche “从今天起,绘画死了”的引文出处(引文是否完全直引存有争议,但准确反映了当时画家圈对摄影的反应)

关于工业化的形式迁移(形式迁移史)

  • Ford Motor Company 历史档案;Ford Heritage, History of the Assembly Line:Model T 底盘装配工时从 12.5 小时降到 93 分钟、价格从 1908 年 850 美元降到 1924 年 260 美元

关于钟形社会的塌陷(第一章)

  •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2015) 及后续年度更新;Pew Research Center, “How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2022):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和收入份额数据
  • Chetty, Raj et al.,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 Science 356 (2017): 398–406:代际收入超越父母比例,1940 cohort 约 90%、1980 cohort 约 50%

关于 RLHF 与 AI 默认输出向中位收敛(第一章)

  • Ouyang, Long et al., “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 (InstructGPT, OpenAI 2022):InstructGPT 评价者构成
  • Bai, Yuntao et al., “Training a Helpful and Harmless Assistant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Anthropic 2022):RLHF 评价者来源(MTurk 工人贡献大部分 comparison 数据,Upwork 工人贡献其余少部分)
  • Durmus, Esin et al., “Towards Measur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e Global Opinions in Language Models” (Anthropic 2023, GlobalOpinionQA):对齐过的模型在主观议题上的偏向

关于实质作为信用品与质量识别困境(第三章)

  • Nelson, Philli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 (1970): 311–329:搜寻品/体验品概念
  • Darby, Michael R.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6 (1973): 67–88:信用品(credence goods)概念
  • Akerlof, George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1970): 488–500:质量不可识别市场的均衡分析。Akerlof、Spence、Stiglitz 共同获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信号理论与模仿成本(第三章、第四章)

  • Spence, Michael.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1973): 355–374:信号能维持市场区分的核心机制是模仿成本差异
  • Feltovich, Nick, Rick Harbaugh & Ted To. “Too Cool for School? Signalling and Countersignalling.”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 (2002): 630–649:反向信号(counter-signaling)模型
  • Bellezza, Silvia. “Distance and Alternative Signals of Status: A Unify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23):距离化替代信号的统一框架

关于作者身份作为现代分类范畴(第四章)

  • Foucault, Michel. “Qu’est-ce qu’un auteu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1969);英译”What Is an Author?” 收入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1998):印刷术之后作者作为现代分类范畴的成形

关于 AI 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第八章)

  • Mäkelä, Elina & Fabian Stephany. “Complement or substitute? How AI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human skills” (arXiv:2412.19754, 2024;v3 2025 年 2 月):基于 2018-2023 年美国 1200 万份招聘数据,显示 AI 互补效应在数据里最高可比替代效应大 50%;数据科学家如果还有 resilience 或 ethics 能力可拿 5-10% 工资溢价

与 Offbook Press 此前各期的概念延续

  • “认知去耦能力”概念出自 Issue 01《On Cognitive Decoupling》
  • “AI 审阅循环”方法出自 Issue 02《Rebuilding Learning》
  • “组织瓦解”与“生物 API”概念出自 Issue 03《Breakdown of Firms》

本文对上述来源做了概念上的转述而非直接引用。如需核查原文表述,请参考原始出版物。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Preface · Form and Substance

A note on the basic concepts this essay uses.

Any deliverable — an article, a product, a proposal, a piece of code, a video — can be split into two parts: form and substance.

Form is the part of a deliverable that an external system can take over. It can be produced, copied, optimised, or scaled through tools, templates, conventions, processes, models, or division of labour.

Form is not synonymous with “low-grade” or “easy”. In some periods, form itself is extraordinarily hard. The clean handwriting of a scribe, the photographic likeness of a realist painter, the engineering craft of a programmer — each took fifteen years to master. But all of them are form, because one day external systems take them over.

Substance is the part the external system cannot bear on the subject’s behalf: redefining the problem, judging reality,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rade-offs, bearing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not-fully-transferable judgment formed through long experience. Substance is not “appearing distinctive”. It comes from one specific subject’s understanding of, judgment about, and answer for the real world.

Put differently: form answers “how is the thing made”; substance answers “why is it made this way, and who bears the consequences”.

Chinese has a settled legal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 that names this pair: 实质重于形式 — substance over form. In assessing the real value of a transaction or contract, you cannot stop at the surface arrangement; you have to penetrate the form and look at the underly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al consequences.

This essay borrows that principle and places it in a larger frame.

History does not turn substance into form; it migrates form from the subject to the outside

There is a confusion to head off here.

Form and substance have been two different things from the start. What history changes is who completes the form. The definitions themselves have not moved.

In tool-poor eras, much of form could only be done by the person. Neat handwriting, accurate propor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fluent prose, correct code — these are themselves form, but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hase they had to live attached to specific people. Society identified and priced these form abilities as part of being that person. A scribe who wrote neatly, a painter who painted accurately, a researcher who held the literature in his head, an engineer who could write running code — in their respective eras, these were genuine scarcities.

When tools advance, the binding loosens. Each tool advance migrates form from the subject to an external system: print took over copying, photography took over likeness, industry took over precision, search took over retrieval. The next section walks through this line.

After form is taken over, it does not lose use value. What drops is form’s evidentiary power. It still works, still gets consumed, but it can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y that the subject behind it carries the corresponding substance.

AI is the largest migration on this line

AI is special because it does not just take over one kind of form. It takes over, in one stroke, a large number of form abilities that had still been residing inside the subject.

Writing a structurally complete, fluent long-form essay used to demand long training. After AI, this ability is rapidly externalised. A clean structure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ies that a writer who genuinely understands the problem stands behind it.

Writing a piece of well-architected, runnable code used to require an engineer who knew syntax, patterns, and debugging. After AI, the form-production of code is partially externalised. Working code no longer testifies, the way it used to, that the person who wrote it carries the corresponding engineering judgment.

Putting together a clear, well-organised proposal with diagrams used to require the training of a consultant, a designer, a product manager. After AI, that form is generated quickly. A proposal that looks complete no longer testifies that the people behind it actual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 the client, the constraints, or the consequences.

The abilities that an enormous number of professional workers built their livelihoods on over the last fifteen to twenty years have, since AI arrived, moved from “form that must be done by the subject” to “form an external system can do too”. This is a structural redrawing of the evident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substance, not just local replacement.

The downstream consequences run a layer deeper than “which jobs will AI replace”.

The question this essay starts from is here:

When form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ies to substance, where does substance come from, how does it get identified, how does it become value?


A History of Form Migration: Four Externalisations

This migration is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evidence. This section walks through four tool advances: print, photography, industrialisation, search. Each one shows the concrete shape of “form moving from the subject to an external system”, and the impact it had on the subjects of the time.

After these four examples, it becomes clearer that what AI is doing is not new. It is just the largest, fastest version on the same line.

Before printing, a finished book was a scarce signal. A bound, neatly written, accurately copied manuscript proved there was a trained scribe behind it, with enough time and enough resources. A scribe’s neat hand and accurate copying were, in the manuscript era, the central evidence on which he was priced as a subject.

Print externalised all of this. A press could output thousands of pages a day; a scribe, dozens. Two to three orders of magnitude. Between 1450 and 1500, book prices fell at least 65%. By Buringh and van Zanden’s estimate, Western Europe printed about 12.6 million books between 1454 and 1500, already more than the entire fifteenth-century European manuscript output.

By around 1525, humanists were starting to complain — there were too many books. In the Adagia, Erasmus wrote a line that reads almost word for word like today’s complaints about AI-generated content: “Is there anywhere on earth exempt from these swarms of new books?”

A scribe’s neat hand could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y to any single subject, because every printed page was neat. That part of form migrated from scribes to machines, and the scribe as a profession was devalued within a generation or two.

But substance was not destroyed. Literacy, reading, thinking, judgment all kept their value, and after print they became more valuable. Print made enormous quantities of text broadly available, and the people who were genuinely good at filtering, interpreting, and criticising became scarcer rather than less rare. What lost value was the externalised form. The substance that had been attached to it did not lose value.

Photography (19th century): representation externalised

On 19 August 1839, the daguerreotype process was unveiled at the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in Paris. The French government placed it in the public domain, and within months daguerreotype studios were spreading across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y the 1850s, commercial photography studios in Paris and other major cities were turning out portraits at a fraction — sometimes a hundredth — of the price of a painted portrait. Portrait photography went from novelty to middle-class consumer good in a few short years.

The people hit hardest were realist painters, who made their living “rendering reality faithfully”. A daguerreotype portrait took minutes; an oil portrait took weeks. Customers voted with their wallets. A line often attributed (probably apocryphally) to Paul Delaroche captures the shock with great precision: “From today, painting is dead.” He may not have actually said it, but the line is quoted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it captures the real fear of the moment realist representation got taken over by a machine.

Realist painters faced exactly the same problem many professions face today: the core ability they had spent fifteen years training was taken over by an external system.

Painting did not die, but it had to redefine its value as something other than representation. Impressionism, post-Impressionism, Cubism, Abstract Expressionism — a full century of art movements were all, at bottom, painting’s answer to one question: once the camera takes over representation, what is painting’s substance?

Substance did not disappear. Representation, which had once been attached to the painter, migrated to the camera. The painter’s substance was redefined as the things the camera could not do for him: way of seeing, stance, style, judgment about what is worth painting at all.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th-20th century): precision externalised

Industrialisation is form migration on a longer time scale. From British looms in the 19th century, to Ford’s assembly line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to Japanese lean produc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 wave after wave migrated “evenness, precision, consistency, stable replication” from craftsmen to machine systems.

Before industrialisation, the fineness of an object often spoke for the craftsman’s experience, patience, and ability. The even stitching on a hand-made shoe testified that a trained master had made it.

After industrialisation, machines could mass-produce items more consistent than handwork. After Ford introduced the moving assembly line in 1913, chassis assembly time for the Model T fell from 12.5 hours to 93 minutes; the price dropped from $850 in 1908 to $260 by 1924. “Even stitching”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ied to any craftsman’s substance, because the line’s stitching was more even than his.

But craft did not disappear entirely. After industrialisation, what survived turned toward what machines cannot do: special commissions, scarce materials, personal design, cultural memory, the beauty of irreproducible flaws. A pair of fully hand-made leather shoes is more expensive today than it was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precision may be the same. The substance attached to it has changed completely.

The internet and search (1990s-2010s): retrieval externalised

The most recent large-scale form migration is the search engine.

Before search, one of the core abilities of a knowledge worker was “knowing where to look”. Lawyers had to know the case books; doctors had to keep diagnostic criteria in their heads; journalists accumulated source networks; scholars commanded their bibliographies. These abilities — “information retrieval, materials organisation, basic fact-checking” — lived attached to specific people for years on end and were a substantial part of how they were priced as subjects.

Search engines externalised them. Google was founded in 1998; by the 2010s, an ordinary person could pull up a legal clause, a medical definition, a historical event, or a product spec in 30 seconds.

This migration unfolded slowly across the 2000s and was underestimated. It did not produce visible shock in two or three years the way AI has, but the cumulative effect was equally enormous. Large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asymmetry work” — brokers, information clerks, junior research assistants, parts of paralegal work — slowly shrank over twenty years.

But again, substance did not disappear. Judging which materials matte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applying materials in complex contexts, judging the real problem behind the materials — these abilities, in fact, became scarcer once search collapsed the information barrier. Being able to search is no longer worth much. Knowing what to search and how to use what you find is still worth a lot.

One shared trajectory

The four migrations follow the same trajectory:

  1. A form ability lives attached to some professional group for a long time, treated by the market as visible evidence of their substance
  2. A tool advance externalises this part of form
  3. Form keeps its use value, but its evidentiary power for that group drops sharply
  4. That professional group faces a collective devaluation
  5. The ones who remain redefine value around substance the external system cannot do

In each migration, the people inside it felt they we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In each one, substance did not disappear; substance had to be re-identified and re-priced.

AI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on an order-of-magnitude larger scale. It does not take over one form at a time; it takes over dozens at once.

The underlying logic does not change: form keeps its use value; it just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ies to the subject. That is the historical footnote to the preface’s central question: once form no longer reliably testifies to substance, where does substance come from, how does it get identified, how does it become value?

The next eight chapters unfold this question.


Chapter 1 · The Bell-Curve Society Is a Historical Exception

Before discussing AI’s effect on deliverables, the reader needs to be placed at the right historical position. One key fact is routinely overlooked: the “bell-curve society” we live in (most people in the middle, a few at each tail) has existed for less than 80 years in human history. It is an exception, not the norm.

For most of human history, the shape was a dumbbell. A small top, a large bottom, almost nothing in the middle. From the consolidation of European feudalism around 1000 CE to the st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ound 1760, this shape held steady for about 760 years;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most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sat at 70-85%.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790, about 90% of the population lived on farms; even in 1860, 53% of the labour force was still in agricultu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arted taking that structure apart, but not by turning the dumbbell directly into a bell curve. The bottom of the dumbbell shifted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ry; the genuine swelling of the middle came much later — a transition that took about 180 years.

The forces that produced the bell curve in those 180 years were not a single variable. Late-19th to early-20th-century capitalist globalisation built mass production and division-of-labour systems; early-20th-century Fordism, electrification, and the assembly line drove industrial-good prices down to where ordinary workers could afford them; advertising, instalment payments, and mass consumer culture turned “middle income equals middle lifestyle” into a visible and reachable goal; post-war labour legislation, minimum wage,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GI Bill systematically pushed workers and veterans into the middle class. The bell-curve society is the product of a stack of forces, not the natural result of industrialisation marching forward.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modern sense — a society in which most people belong to that class — only began to 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By Pew’s long-running measurement, in 1971 about 61% of Americans lived in middle-class households; the share of total income going to middle-class households peaked at 62% in 1970. That is the high water mark in this data series.

Lay the three periods on the same timeline: dumbbell ≈ 760 years, transition ≈ 180 years, bell curve < 80 years. The bell-curve society has existed less than 1/9 as long as the dumbbell. It is a historical exception, not the norm.

The bell curve was simultaneous medianisation across many dimensions

“Bell-curve society” is not just an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the result of industrialisation and mass culture medianising a society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at once. Production medianised (industry concentrated huge amounts of goods in a middle quality / middle price band), aesthetics medianised (mass edu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ressed the aesthetic spectrum to a recognisable middle band), culture medianised (mass publish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turned mainstream culture into something most people shared), occupations medianised (large firms created enormous numbers of middle white-collar roles), educational paths medianised (standardised tests, college degrees, stable career ladders).

These five things are five faces of the same historical process, not unrelated coincidences.

The structure started collapsing in the 1970s. Mid-tier manufacturing roles, clerks, bank tellers, telephone operators, travel-agency staff, newsroom editors — these jobs disappeared from cities one at a time. By 2023, the share of Americans in middle-class households had dropped from 61% (1971) to 51%; the middle class’s share of total income had fallen from 62% to 42%. Of Americans born in 1940, about 90% out-earned their parents; of those born in 1980, only 50% did.

The mechanism that let the bell-curve society “reproduce middle class out of middle class” for a generation is failing. This matters: the collapse was not started by AI; it began in the 1970s and has now been running for half a century. What AI does is push a 50-year slow process to a new threshold.

AI is endogenous to the bell-curve society

Here is a key fact that gets overlooked: AI’s default commercial output lands in the middle band of mass expression and the mainstream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 precision of this matters. The pre-training corpus of an LLM is far broader than its default output; everything from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to top-tier mathematics papers is packed into the parameters. But most people’s interaction with AI does not happen deep in the parameters. What they touch is the default output that has been aligned by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

The mechanism of that alignment is more precise than “graders’ aesthetic falls in the middle”. The people actually grading the model are not the average human. According to public information, OpenAI’s InstructGPT hired about 40 contractors via Upwork and Scale AI; in an anonymous survey, of 19 respondents 75% were under 35 and most came from the US or Southeast Asia. Anthropic’s 2022 RLHF paper used master-qualified US MTurk workers plus Upwork crowdworkers, with MTurk workers contributing the bulk of the comparison data and Upwork workers contributing the rest.

A more precise description: RLHF makes a model’s output converge toward “the region a stack of industrially recruitable, screened evaluators can stably identify as ‘better’ under researcher instructions and platform policy”. That region carries an obvious English-language, American, platform-shaped bias; it is neither the right tail of taste and judgment nor the global average. Anthropic’s 2023 GlobalOpinionQA study confirms this: aligned models default toward views closer to American and some European populations on subjective social questions.

Place this back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bell-curve society: AI is the bell curve’s endogenous accelerator, not an external shock.

Industry medianised production, mass education medianised aesthetics, mass media medianised culture, the large firm medianised occupations, and a stack of industrially scalable evaluators medianises AI output. This is the next link in the same historical chain.

This explains why AI accelerates homogenisation inside the bell curve, and it explains AI’s shared fate with the bell-curve structure: it can accelerate the takeover of everything inside the bell curve, but its default commercial output lacks the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and presence that come from real situations outside the bell curve.


Chapter 2 · Form Migrates Quietly

Chapter 1 set up the structure of the bell-curve society. Now back to AI’s form migration itself: how is this one different from the four before it?

There is a specific question to argue first: how fast does the public recognise that form has been absorbed by the tool, and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repricing for that part of form to converge to the right value? In other words, how fast does the hand-producer of mid-band content lose value.

Public recognition spee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tool produces a new form

Core claim: the speed at which the public recognises a new tool depends, at the core, not on its adoption rate but on whether the tool produces a visible new form or a distinctive change in the old form.

Historical samples:

  • Print: produces a new form (printed page vs. manuscript look entirely different); recognition was immediate
  • Photography: produces a new form (a photograph and an oil painting are different objects); recognition was immediate
  • Industrialisation: distinctive change to old form (machine goods are too consistent); barely recognised at first
  • Search: no new form (the searched content looks like things you already know); recognition lagged 15-20 years
  • AI: at the deliverable level, no new form (AI-generated essays, code, slides, designs are visu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human deliverables); recognition is even slower

A qualifier first: this is at the deliverable level. At the product level, AI has produced new forms — chat-style interfaces, agent workflows, real-time generated video, multimodal collaboration spaces. These are recognisable, but what they recognise is AI as a tool, not AI as a mature tool of content production. The “form absorption” this essay discusses is at the deliverable level: when the public sits in front of an essay, a piece of code, a proposal, they cannot tell if AI or a subject made it.

For AI this time, public recognition has three possible paths:

Path 1: a new form appears. AI has a qualitative jump someday and produces a new form the public can directly identify (perhaps a new interaction, real-time generation, some entirely new shape). If this happens, recognition is immediate; the historical script repeats. But it is not guaranteed to happen.

Path 2: recognition by quantity. After AI content saturates, the public develops a statistical recognition through accumulated exposure (analogous to the dull “this is too consistent” recognition of industrial goods). It happens on a 15-20-year scale. But this recognition is not precise; what the public recognises is “AI style”, not “with substance vs. without substance”.

Path 3: never recognised. AI capability keeps improving, and its output converges with human work on every observable dimension. This cannot be ruled out. If it happens, the mass market never naturally identifies substance.

We a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Path 2. The future could go any direction. This is real uncertainty, not the performative kind.

Even when the tool is universal, repricing still lags

Core claim: even when a tool is fully universal, people’s perception and pricing do not immediately fall back to marginal cost. The convergence is slow, usually on the order of decades.

Historical samples:

  • Print: universal by the 1500s, repricing fully converged in the 17th century — lag of 50-100 years
  • Photography: universal by the 1880s, repricing converged in the early to mid-20th century — lag of 30-50 years
  • Industrialisation: universal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nd-craft repriced in the 1960s-70s — lag of 50-70 years
  • Search: universal in the 2010s, not yet fully converged (huge numbers of jobs are still hired on “knowing where to look”) — lag of 15+ years and counting; another 10-20 years for full convergence

The mechanisms of the lag:

  • Stock-demand lag: existing customers of the old form keep paying out of habit and identity
  • Hiring and salary system lag: HR and the talent market update slower than technology
  •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lag: what schools teach and assess can’t keep up
  • Generational turnover: people trained on the old logic don’t reprice themselves; you have to wait for them to leave the market

The specific implication for AI: even after AI tools are fully universal, repricing will still take decades. If you stack Path 3 (never recognised) on top, repricing may never fully converge. This means the AI era could produce a transition period of 20-30 years, possibly never closing.

The two curves stacked: what does it mean

Stack the two together and the AI-era transition will be longer than any tool migration before it, and the endpoint is uncertain.

The actual current picture:

  • Tools are not mature, or maturity is uneven: AI video six months ago and today ar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AI coding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too. Yet AI still hallucinates and errors frequently in places.
  • Supply side: form-production cost has collapsed to the token level in the hands of those who can use AI (probably less than 1%) — this has already happened
  • Recognition side: the public has no visible signal triggering recognition, possibly 15-20 years of slow quantitative recognition, possibly never
  • Pricing side: even if recognition completes, repricing still lags by decades; full convergence may not happen within our professional careers

These stacked together produce a few claims:

  • The public’s perceptual lag will continue; tool maturity is uneven; recognition starts asynchronously across fields
  • Form production is collapsing to the token level, but the market is still pricing people on the old logic
  • The old logic still keeps some people alive — on market lag, not on personal ability
  • During the lag, who gets repriced first by their clients/employers vs. who gets repriced later is mostly luck. Two people of equal ability can land in completely different places.
  • Most people will sense an “I-can’t-quite-name-it wrongness”: prices slowly compress, but without any obvious crisis signal

This gives knowledge workers and firms a genuinely existing transition period.

The monthly salary still arrives, clients still pay, hiring still runs on the old logic. This time is real.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market updating slower than the tool, not a hallucination. It opens some space: re-position, accumulate substance, adjust direction.

But be clear about one thing: this time is a transition, not a new equilibrium. The supply side has already collapsed; the market just hasn’t filled in recognition and pricing yet. How long this lasts depends on your field, your client type, market inertia; there is no single answer, but it has an end.

Using this time well, and mistaking this time for a steady stat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One open question

Here is the actual landing point of this chap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after a tool migration, the public may not be able to recognise it directly.

In each previous tool migration, the public eventually recognised it: through a new form, through accumulated exposure, through quality of results. AI may be the first tool that has none of these channels, or that bypasses them all. Its output and human work look the same on the surface, and the capability keeps growing fast — the gap may keep narrowing rather than widening.

This means the public may not be able to tell whether the form of a thing was supplied by AI or by a subject.

So can the public still reliably identify substance?


Chapter 3 · Substance Is Everywhere; Few Identify It

The previous question: can the public still reliably identify substance? The answer is not a clean “yes” or “no”. Start with a fact that looks contradictory.

The mass market pays every day for an enormous number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 Meta’s apps, Uber, MrBeast, Apple, Netflix — and most of these have real substance behind them. But the public never directly identifies the substance; they consume something else.

This looks contradictory; in fact, it reveals a picture more precise than “recognise vs. don’t recognise”: substance is everywhere, but the people who can identify it directly are very few. To see this clearly, look at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in deliverables that get paid for today.

Currently-paid deliverables × substance type × recognition level

Eight representative deliverables, with notes on whether substance exists, what type it is, whether the buyer can identify it (i.e. know what they are paying for), and what they are actually paying for. Recognition is marked in three tiers: directly identifiable, indirectly identifiable (outcomes, long-term use, word of mouth), essentially unidentifiable.

DeliverableTop-tier substance?Substance typeRecognitionWhat is actually paid for
Mass content
Top-tier short video (MrBeast)YesNode-type (creative judgment + industrial execution)not identified as substanceEntertainment density
Influencer courseMostly noneAlmost nonesome buyers identify in hindsightHope + parasocial closeness
Concert, fan productYesNode-type (the artist)identifies identity, not judgmentBelonging
Mass products
Top-tier brand (Apple)YesNode-type (product judgment)partially identified after long useBrand signal + experience
Mass apps (Meta, Uber)Lots of itEmbedded (social graph, algorithm, two-sided relationships)not identified at allNetwork effects + convenience
Enterprise
Reports, decks, code, proposalsTop-tier yesNode-type (analysis, system, taste)senior decision-makers identify
mid-tier decision-makers don't
Form passes the bar + source trust
High-end consultingLots of itNode-type (judgment + experience)high-quality buyers identify
mid-tier buyers don't
Source + form
Standardis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legal, financial)Mostly noneFormnot identifiedCredentials + price + process

Two rows in this table deserve a pause: “mass apps” and “internal enterprise deliverables”. One is the consumer market, one is the B-side market. In both, the central fact is the same: there is real substance, but the buyer is not paying mainly to identify it.

What the table tells us

Claim 1: substance is everywher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currently-paid deliverables carry real substance. The network-type ones (Meta apps, Uber), the node-type ones (MrBeast, Apple), the embedded ones (Visa, SWIFT) all contain something real.

It is not “post-AI, the world is all hollow shells”. There are plenty of hollow shells, but plenty of products carry real substance behind them.

Claim 2: the public rarely identifies substance directly

This may break a few priors, but it is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public cannot articulate the substance; they can only feel its projection.

The public consumes substance, but what they feel is a low-dimensional projection of it, not its full structure.

  • A user using Uber feels “I open the app and a car comes” — this is the projection of Uber’s two-sided market plus its algorithm
  • A user on Meta’s apps feels “all my friends are here” — the projection of the social graph
  • A user buying an iPhone feels “it just works” — the projection of Apple’s product judgment
  • A viewer watching MrBeast feels “this video is a blast” — the projection of MrBeast’s judgment plus industrial execution
  • An ordinary consumer choosing Dunkin’ or Starbucks is choosing “cheap, drinkable, reachable” — but those three things are projections of supply-chain control, real-estate and store-build capability, and people-management capability (substance)

In every case, the public consumes real substance — they just see the projection rather than the thing itself.

This is more precise than “the public doesn’t recognise substance”. It admits that the public really does pay for substance (through the projection), without saying the public is “fooled” or “consuming hollow shells”.

There is a precise economic correspondence to this. Nelson (1970) and Darby & Karni (1973) divided goods by the consumer’s ability to identify quality into three classes: search goods (visible before purchase), experience goods (knowable after use), and credence goods (still hard to judge after use). Substance is fundamentally a credence good: when consuming an essay, a product, or a service, the public cannot reliably distinguish “real subject judgment” from “AI default output”. Akerlof’s 1970 lemons model (Nobel 2001) proves it: in a market where quality cannot be identified, quality itself cannot be priced.

Claim 3: enterprise-market recognition ability is highly uneven

The B-side is in theory better at identification than the public, but in practice splits in two:

  • The minority of high-taste decision-makers (clients who actually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senior partners, technical experts): can identify directly
  • Most mid-tier decision-makers: identify mainly form — whether the deck looks good, whether the report is complete, whether the deliverable is on time; some have no standard at all and rely on intuition and personal preference

The mid-tier decision-maker’s only old tool was form signal. AI breaks that tool, and they have nothing to replace it.

People at the top of the taste curve do not just see the projection; to a degree they can also infer back to whether substance exists. They look at a proposal and feel “this is not AI-flavoured speculation, this is someone who has worked through similar problems before”; they look at a piece of code and identify “there is judgment in this architecture, it isn’t just stacked”; they hear a song and hear “there is taste in this arrangement, it isn’t templated”.

The essence of taste is the ability to “infer substance from projection”.

The public lacks this ability. They stop at the projection layer.

Does AI affect this chain?

It does, deeply.

In the past, the only path to producing the projection was almost always through substance. A cheap coffee with a good projection had to have a real supply chain behind it. A product that “just works” had to have real craft. A proposal that lands had to have real experience. Projection is a low-dimensional rendering, but it reliably stood in for substance.

AI changes exactly this. It makes the cost of “fabricating the projection” close to zero, and the output quality in every domain corresponds to the upper-mid of the bell curve, beyond what most people can distinguish. AI can produce an article that “looks like there’s judgment in it” without any judgment. It can produce a product demo that “looks usable” without anyone actually understanding the user. It can produce an analyst’s report that “looks professional” without anyone having worked on a similar problem before.

These are not projections: there is no substance behind them. They are mirages: they look like projections, but the tool produced them directly.

A concrete example: the interview

An example.

You interview a candidate. The CV is clean, the answers are crisp, the cases are apt, they react quickly to your questions, they articulate “an interesting view” of the industry. You form a judgment: this person has the chops.

The chain of that judgment is: chops (substance) → CV and answers (projection) → your hiring decision.

This chain used to work because producing this projection itself required corresponding substance: a clean CV needed real prior work, crisp answers needed real understanding, apt examples needed real experience. The projection is a low-dimensional rendering, but it reliably stood in for substance.

AI rewrites every step of this chain. AI helps draft the CV, prep the answers, run mock interviews; in remote interviews it can even feed real-time prompts off-screen. A candidate without the substance can, through tools, produce almost the same projection as a candidate with it.

The “clean CV”, the “crisp answers”, the “apt cases”, the “interesting view” you see may be the projection of substance — or the mirage of AI. You cannot tell.

There is a deeper layer. You will be inclined to believe what you see is the projection. Because if you accept that “this could be a mirage”, how many people in your last few years of hires came in like that? It is a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open.

This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unique to the AI era. Spence’s 1973 signalling theory points to the structural fact: when quality cannot be observed directly, the market relies on signals to identify it; but the only mechanism that lets a signal sustain the distinction is mimicry cost — low-quality producers must pay a high cost to mimic the signal. AI compresses this mimicry cost to nearly zero, and the signal system fails structurally.

A flood of artefacts

More cases like this are happening or about to happen.

This means that for a bell-curve society (public taste in the middle, AI floor at upper-mid bell), the upper-mid AI floor produces a flood of artefacts on top of the substance projection.

“Artefact” here is borrowed from medical imaging and signal processing, where it means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real signal but isn’t. Projection is real signal (low-dimensional). An artefact is fake signal that looks like a projection.

The bell-curve society faces AI from a doub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public recognition is in the middle to begin with, and the AI mirage quality lands exactly in the band the public cannot distinguish. The public’s recognition system is being occupied by artefacts; this is a structural failure, not just a lag.

The consequence runs both ways:

  • People without substance use AI to fabricate projections, and in the mass market they look the same as people with substance
  • People with real substance produce real projections, and in the mass market they look the same as the tool’s artefacts

The two structurally merge at the level of public perception.

So where does the value of substance get clearly identified?


Chapter 4 · The New Filter: From Form Quality to Substance Origin

The only place substance gets clearly identified is in the high-taste market — the slice of the audience that can infer substance from projection.

This is something history has done before, not a new mechanism. When a signal is widely mimicked and loses its discriminating power, the market that can discriminate spontaneously upgrades to harder-to-mimic signal systems. This is a regularity repeatedly observed in consumer behaviour research. Feltovich et al. (2002) on counter-signalling and Bellezza (2023) on distance-based alternative signals both make the same point: when the middle-tier participants can use the mainstream signal too, the top tier shifts to “signals that don’t look like signals”, or to markers that require more inside knowledge to identify.

Quiet luxury is one concrete shape of this: once the logo is widely mimicked, taste-led consumers move to “no-logo high quality only insiders recognise”. The same mechanism unfolds in the AI era: once “form passes the bar” is mass-mimicked by AI, the high-taste end of the market shifts to new, harder-to-mimic signals — subject identity (who made it), real track record (past judgments and accountability), real recommendation among insiders (transmitted trust).

This is a partial but available historical map. We can only do guesswork from it for now, sketching one possible outcome.

After print, authorship became a new organising principle

Before print, most texts were anonymous, attributed to authoritative tradition (Aristotle says, Scripture says), or passed down as collective copies. After print, “who wrote it” became the central organising principle of the market: readers filtered by author, the author became a kind of brand. Foucault’s well-known essay “What Is an Author?” is about exactly this — author as a modern category came into being only after print.

The AI era is replaying that process. Once passing-the-bar form is no longer a scarce signal,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migrates again toward “who made it”. This is a structural shift with historical precedent.

But the filter only works on part of the market

A qualifier here. This is a trend in motion, not a finished state. The terminal state takes shape on a roughly 10-year horizon.

The terminal picture: in every domain, subject-identity filtering only works on the high-taste audience. The mass audience consumes anonymous content; what changes is that the source of that content shifts from a large pool of human creators to AI.

Today is not the terminal state. Vestiges of subject-identity filtering still exist in the mass market: fans following stars, readers following authors, users following brands. This layer is rapidly thinning: an internet-celebrity life-cycle has compressed from years to months; brand stickiness is dropping; mass memory of and devotion to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getting thinner.

Another feature of the terminal state is a split into two kinds of “subject identity”:

  • Capital-grade IP: mass IP built by huge capital investment, algorithmic distribution, and continuous industrial production (Disney, top game studios, top-tier platform celebrities). This kind of subject identity persists, but it is the product of industrialisation, not a path most founders or individuals can reach
  • Author-grade subject identity: identity built up by real judgment and track record, recognisable to the high-taste end of the audience. This is the kind this essay discusses

In the terminal state, the middle layer — “an ordinary subject going to mass scale on personal charisma alone” — structurally disappears, because AI makes mass-content supply infinite and ordinary individual charisma can no longer be reliably identified inside the supply flood.

The print era was actually the same. Authorship as filter worked on elite readers: intellectuals filtered classics by author; the academy traced arguments by author. But for the mass reader, the author mechanism has always been limited. Most pamphlets, popular religious texts, and cheap adventure novels of the 16th to 19th centuries were anonymous. The high-taste end filtered by authorship; the mass market consumed anonymous default output — except this time, “anonymous” is “AI”.

For the high-taste audience, the new filter has three layers

The new filter is not single. It has three layers.

Dominant layer: subject identity (authorship). In a supply-flooded environment, readers, users, and clients no longer have time or capacity to filter from the content itself. They filter by “who made it”. Any output by a subject with a traceable track record automatically enters the reader’s attention; any output by a subject without one, however good the content, does not. The essence of this layer: what readers actually consume is “I trust this subject’s judgment”, and the content is just the carrier of that judgment.

Second layer: relational signal. Readers filter via “recommended by someone I trust”. In a supply-infinite world, both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nd ad placement are diluted by AI content; real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n before. But this layer is built on top of subject identity: content without an identifiable subject can’t be carried in the trust network either.

Third layer: scarcity signal. Lavish packaging, limited editions, paywalls, invite-only — these strategies have worked historically too. But they are niche tactics for a few players, not the dominant organising principle.

The weights of these three layers have shifted from before. Form quality used to dominate; subject identity was the second layer. In the future subject identity dominates, and form quality drops to a threshold (below it you’re out, above it the differences stop mattering).

What this means for two kinds of readers

What follows is the 10-year terminal state. The old system is still running today, but the pressure of the terminal state has begun to show.

For knowledge workers: the old way of running a career was “get form to passing” — write a passable report, deliver a passable proposal, ship a passable design draft. That path has collapsed.

The new path: “build a subject identity recognisable to the high-taste end of your field”. Let that part of the market filter by “who made it” rather than “how well it’s done”.

What that looks like in practice: public output, leaving traceable judgment records, sustained presence in a single domain for long enough. These were “extra credit” before — you produced public content, attended industry conferences, and made occasional public statements on the side of your day job. Now they have become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extra credit has been upgraded to required.

A knowledge worker who does not build a subject identity is invisible under the new filter. The problem is not whether they are goo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are not on the filter’s working surface.

For start-ups: the old way of running a product was “find a gap in form/function and fill it” — make a tool, an app, a SaaS. This path is shrinking fast, because AI fills any function gap quickly.

The new path: “make the product carry subject identity”. A recognisable subject (or a small group of subjects) stands behind the product; users pay for “the judgment of this subject”, not just for the function.

This explains why so many product successes in the AI era have a strong personal IP as the front. It is structural necessity, not a marketing trick: a product without subject identity has no reason to be chosen in a supply-flooded environment.

But one thing must be emphasised right away: the mass market and the high-taste market pay for subject identity in different ways.

The mass market pays for a consumable projection of identity. Stars, internet celebrities, athletes, game studios, luxury brands, Apple, Nike, Taylor Swift, Hayao Miyazaki, miHoYo — these are concrete examples of mass-market identity-monetisation. But what the mass consumes is the projection of identity (halo, belonging, emotional connection, brand signal), not the subject’s judgment itself. Monetising identity at mass scale generally requires going through capitalisation, entertainmentisation, branding, or fan-relationship machinery, packaging the judgment into something consumable.

The high-taste market can pay directly for the judgment itself. They can identify “the depth of this subject’s judgment” and are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for it directly, not for its derivative packaging.

For a start-up this means two different paths: a mass-market path requires the “projection-monetisation” route (capital + industrial production + fan-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 high-taste-market path can monetise directly on judgment. The middle path — “mass product, hoping the mass market identifies my judgment itself and pays a premium” — is structurally hard to walk, because mass-market recognition precision does not extend that far.

Choosing the field matters more than choosing the work

The framework yields one sharp recommendation: choosing the field matters more than choosing the work.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subject identity depends on two things:

  • How good the subject is (how deep their judgment, taste, track record)
  • How large the high-taste audience that can identify them is, in their field

The first you accumulate yourself; the second is set by the field. The product of the two is the subject’s monetisation space.

Two common wrong choices follow:

One: doing extremely well in a field with an extremely small high-taste audience. The subject may be admired in the professional circle, but the monetisation space is bounded because the people who can identify them are few to begin with.

Two: passing-the-bar inside a mass-market field. This used to be the safe choice — large audience, passing was enough to eat. In the AI era this path collapses: the economic value of “passing” goes to zero, the mass audience does not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and subject identity does not monetise here.

The ideal position: a field with a high-taste audience large enough to support you, doing work that part of the audience can identify. Such fields include some popular categories with hard-core fan communities (web-fiction with serious readers, games with a connoisseur community, technology or finance content with deep readers) and some professional areas (B2B niches with enough paying capacity).

Not every field has a large enough high-taste audience. But when picking direction, the audience structure of the field matters more than your own interest. Hard work in the wrong field can’t beat passing-the-bar work in the right one.


Chapter 5 · The Two Carriers of Substance

The two most structural moats in the AI era: authorship (node-type) and embeddedness (network-type). Everything else is depreciating.

The structure is fully symmetric across the firm scale and the individual scale. One theory covers both.

Why substance has only these two carriers

AI can generate or replicate everything else: form, craft, information sorting, standardised execution, generic judgment, generic functionality. Those things used to be expensive because producing them took time and skill. AI drives the production cost to zero, and in the new boundary-drawing they all fall under form.

What AI can’t replicate, looked at carefully, is only two kinds. These two are the carriers in which substance can reside:

Node-type (authorship): a recognisable identity built by a specific subject through long-term presence, accountability for outcomes, and a traceable record of judgment. Substance resides in a specific subject.

AI has no specific subject, no history of bearing consequences, no judgment trajectory calibrated against reality. It can imitate “what this subject’s judgment style would look like”, but it doesn’t have that subject: no validated stretch of time, no traceable list of judgments, no real consequences borne. This kind of substance cannot be replicated by tools.

Network-type (embeddedness): a network built up by a set of real relationships running together over time. Substance resides in the joint operation of a set of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 here is broad: it includes real interpersonal/client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presence in specific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logistics networks, fabs, data centres, energy grids)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regulatory licences, compliance qualification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tatus, patent portfolios). What these have in common: they come either from real relationships built up by long-term operation, or from positions inside specific physical o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AI cannot generate them out of nothing.

AI can simulate connections, but it cannot synthesise real shared experience, mutual calibration, and high-bandwidth trust. It can produce a list that looks like “a relationship network”, but it doesn’t have that set of relationships: no shared history of getting through hard things, no resumed collaboration after a failure, no “you don’t have to explain it” understanding. This kind of substance, again, no tool can replicate.

Everything else — surface brand, channel position, scale, generic data, generic tech stack, generic functionality — either is form, or sits on top of form, and is structurally depreciating in the AI era. They looked like “substance” in the past only because the old tools weren’t strong enough; this part of form was being sold as substance. Once AI arrives, the disguise breaks.

Only node-type and network-type assets actually carry substance, and AI cannot touch them.

Side-by-side at the firm and individual scales

Putting the two moats side by side at both scales:

Node-type (authorship)Network-type (embeddedness)
Firm examplesApple, A24, Berkshire, Patagonia, AesopAmazon logistics, Meta social graph, Visa payments, Google Maps
Individual examplesRecognisable judgment, track record, sustained presenceLong-term partners, validated collaborators, deeply trusting clients
Value mechanismThe sustained judgment of a single subjectThe long-term joint operation of real relationships
Why users chooseThey trust this subject’s judgment (active choice)There is no substitute (switching cost plus network effect)
How to buildPublic output, accountability, sustained focus on one fieldDoing things together with specific people, sharing outcomes
How it disappearsSubject leaves or judgment dilutes (professional managerialisation)Contact stops, relationships decay naturally
Trajectory in the AI eraRelative appreciation (filtering shifts toward subject identity)Holds value (AI can’t touch it, but doesn’t gain from the filter migration)

The two moats operate by completely different mechanisms, but share one feature: AI cannot touch either of them.

Node-type is centralised: value is concentrated in a specific subject. Replace the subject, and the value disappears.

Network-type is distributed: value is distributed across a set of relationships. Any single node can leave, and the network is still there.

The two moats face different fates in the AI era

Network-type (embeddednes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appreciate in the AI era from filter migration. AI mostly cannot touch Amazon’s logistics, Meta’s social graph, Visa’s payment network. These things are not weakened by stronger AI, because they don’t sit on the surface where form is taken over by AI. Their appreciation comes from network expansion itself, or from AI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better recommendations, more stable risk control, more efficient scheduling), not from the dividend of the filter shifting toward subject identity.

Node-type (authorship) appreciates relatively in the AI era. Because the market’s filter migrates from “form quality” to “subject identity”, and AI collapses the form-quality dimension, the relative value of authorship rises. The same authorship that was worth X before AI may be worth 3X or 5X after. What changed is its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market; the strength of the authorship itself didn’t move.

Which means: both moats have value, but node-type is the type that genuinely benefits relatively in the AI era; network-type is the floor.

Time is necessary, not sufficient

Both moats require time. But time is necessary, not sufficient.

  • Authorship needs time: traceable judgment requires sustained public output, track record requires long-term accountability, presence requires staying around
  • Embeddedness needs time: a set of real relationships running together requires long-term joint work, mutual calibration requires multiple rounds of real contact

But time alone isn’t enough. People who have only time discover their time doesn’t monetise: they may have long tenure, but they haven’t built a recognisable subject identity, and they haven’t built a deep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ir time becomes a sunk cost.

You don’t need both moats at once

A lot of people instinctively assume “the best companies have both authorship and embeddedness”. But in reality, a firm with only one of the two moats can be excellent.

A24 is almost pure authorship — it’s a distribution brand, with no significant embedded assets. Visa is almost pure embeddedness — nobody says Visa stands for some kind of “judgment” or “taste”. Both are top of their fields.

The same hold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 Authorship only: independent thinkers, independent writers, independent consultants. They may work alone behind closed doors, but they continuously produce recognisable judgment
  • Embeddedness only: serial founders, senior connectors, industry veterans. They may never publish anything publicly, but they’re irreplaceable inside a set of deep relationships

Both paths work. The key is to be conscious of which one you are running, and act accordingly.

The worst case is trying to run both without doing either well. That’s the reality of most middle-tier knowledge workers.

One last qualifier

Both moats, in the 10-year terminal state, share one prerequisite: they only matter to the part of the market that can recognise them.

Authorship needs an audience with taste before it can be recognised as valuable. Embeddedness needs buyers with judgment before it can be recognised as irreplaceable.

Which means both moats are locked into the same audience structure as “the high-taste end”: they are both assets of the high-taste end of the market. Outside that, neither moat produces economic value.

So while you build either moat, you also have to find the part of the market that can recognise it. If you can’t, the moat is a sunk cost.


Chapter 6 · What This Means for Firms

At the firm level, the two moats yield a concrete asset taxonomy: which of a large firm’s assets are authorship, which are embeddedness, which are pure form,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firms.

Three classes of firm assets

AI forces the previously fuzzy concept of “corporate moat” to be classified. The simple test: could another firm, without owning this firm’s specific history, generate the same asset out of nothing? If yes, it’s form; if no, it’s time (which further splits into authorship and embeddedness).

Wal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ats item by item:

One: pure-form assets (accelerating depreciation)

These were treated as moats but AI forces them to expose themselves as form:

  • Generic tech stack: architecture, libraries, tooling that took hundreds of people years to build. AI can replicate the same functionality scale in weeks
  • Platform-dependent channels: search rankings, App Store position, social-algorithm distribution, paid acquisition accounts. They depen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tform algorithms; one platform tweak resets them
  • Dead IP: expired patents, dormant trademarks, retired characters — replicable or routable by AI at any time
  • Generic data: data that mostly repeats public-corpus distributions; AI can derive something similar without spending the time

These assets will systemically depreciate over the next 5-10 years. Many large firms still treat them as moats in internal valuation and continue to amortise them on their books, but their economic value is already falling.

Two: embeddedness assets (holding value)

Relationships embedded between the firm and users’ day-to-day operation, which AI can’t touch:

  • Logistics networks: Amazon, SF Express, UPS last-mile delivery and dispatch
  • Social graphs: Meta’s, LinkedIn’s real interpersonal networks
  • Core infrastructure: Visa’s payment rails, SWIFT’s interbank clearing, Google Maps’ real-time geographic data
  • Embedded proprietary data: 10 years of hospital case records, 20 years of insurer claims, a logistics firm’s anomaly-response logs — produced from real operation, not present in public corpus

These assets don’t hold value on their own. They are by-products of the property of “being present”: presence yields data, no presence means no data.

In the AI era they don’t automatically appreciate from filter migration, but they may appreciate from AI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Better recommendations, more stable risk control, more efficient scheduling — all step up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network-type assets.

Three: authorship assets (relative appreciation)

Recognisable subject judgment, in firm form:

  • Apple: product trade-offs, aesthetic style, judgment about user relationships (years after Jobs’s death, the judgment framework he left is still operating)
  • A24: taste in selection, distribution style, support for auteur cinema
  • Berkshire Hathaway: Buffett and Munger’s investment-judgment framework
  • Patagonia: environmental stance, product philosophy, supply-chain trade-offs
  • Aesop: aesthetic style, taste in store location, consistent judgment about product experience

These firms share one feature: every decision they make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recognisable judgment framework. Touch any one point, and you can identify “this is from the same firm”.

They appreciate relatively in the AI era. Because the filter migrates toward “subject identity”,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rises systemically.

Three kinds of firm, three prescriptions

By asset mix, firms split roughly into three classes, each with a different fate and response in the AI era.

Class one: large firms with embeddedness but diluted authorship

This is the situation of most legacy giants. Amazon, Google, Meta, Microsoft, the big banks, the big telcos, the big retail chains — they have strong embeddedness, but their authorship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diluted after founders exited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ook over.

Their biggest structural weakness in the AI era is authorship. Embeddedness protects them from being replaced quickly, but they cannot capture the dividend of filter migration, because they have no recognisable judgment framework. Users use their products because there’s no choice (high switching cost, strong network effects), not because they like it.

The risk is not today; it’s on the 10-20 year scale. Once embeddedness gets routed around (new tech, new regulation, new user habits), they have no authorship to fall back on. A few firms patch this through founders or strong subjects refusing to retire, spinning out independent sub-brands with authorship, or acquiring and preserving small firms with authorship — but most large firms won’t. They will keep coasting on embeddedness, while losing relative position to authorship-driven newcomers.

Class two: startups (structural advantage in authorship)

Before the prescription, one sharp thing: most of what the past 20 years of VC models treated as “competitive advantage” does not constitute a moat in the AI era — and it’s not slow attrition, it’s accelerated collapse.

Product UX, technical architecture, craft mix (the React + Tailwind + Supabase + Vercel kind of stack), product ideas and features, public or basic data, brand packaging — all the things that used to take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years to do at a passing level can now be made in the same form by anyone in weeks with AI.

Sharper still: mimicry. A new firm with nothing can use AI to produce, in two weeks, a product demo, website, case studies, and customer testimonials that look just like yours. They don’t have to actually build it; they only have to fake the projection, and median decision-makers (investors, clients, partners) can’t tell real replication and fakery apart.

Which means the core narrative of startups in the past — “we built X to get Y, so we’re worth this valuation” — has had its X→Y causal link broken by AI. Others can fake Y without doing X.

The core VC narrative of the past 20 years — “build a better product experience plus tech plus data, then scale” — has every layer flattened by AI. The marginal cost of “better” collapses to near zero, and so does the marginal cost of “looks better”.

These assets won’t disappear overnight. The transition period, as discussed earlier, is real. Salaries are still being paid, contracts still signed, products still in use. But the relative value of those assets is falling fast. A startup still raising and operating on the logic that “our tech stack / product experience / data / craft mix is the core moat” is raising on a depreciating asset.

What’s left is what the previous chapter named: recognisable subject judgment (authorship) and relationships embedded in real operation (embeddedness). Everything else is quicksand.

So a startup’s strategic move is to systematically out-run large firms on the authorship dimension. Concretely:

  • Make every product decision let users recognise the subject’s judgment. Don’t make the “generic, what everyone does” product; make the “we believe it should be this way” product
  • The founder is on the front line, not hidden behind the product. Public expression, accountable judgment, traceable decisions — this is part of the product itself, not just marketing
  • Actively choose the high-taste end, not the mass market. The mass market doesn’t pay a difference premium; subject identity doesn’t monetise there
  • Accept small scale, high price, deep relationships as the economic model. Drop the old script of “scale to millions of users fast”

The biggest trap: startups most easily err by mimicking the large-firm path: chasing scale, generality, standardisation. Those were correct in the VC model of the last 20 years, but that model was built on a “form is scarce” economic base, and the base has changed. “Scalable” in VC logic is a counter-signal in the AI era, meaning the product has no inseparable subject judgment in it.

Class three: firms with neither moat

This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overlooked class. A great many mid-size SaaS firms, traditional consumer brands,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and sellers on platforms — they used to rely on form scarcity (passing-grade product, passing-grade service) plus organisational embeddedness (stable team and process), and both disappear in the AI era simultaneously.

These firms won’t vanish immediately, but they’ll be systemically hollowed out over 5-10 years. Because:

  • Embeddedness isn’t enough to protect them: their “embedding” is really switching-cost laziness, not real network effects or infrastructure
  • Authorship is absent: no recognisable judgment framework, the product is a stack of “industry-standard practices”
  • Form is no longer scarce: AI drives the production cost of homogeneous competitors to zero

Two paths out:

  • Add authorship: founder returns, build a recognisable judgment framework, redo the trade-offs. But this requires management willing to give up the inertia of “stable operation”, which most can’t
  • Add embeddedness: dig deep into users’ day-to-day operation, form non-detachable relationships. But this requires giving up the “spread the net wide” scale fantasy, focusing on a few truly deep client relationships

Do neither, and you depreciate systemically over 5-10 years.

A few old assets that aren’t moats anymore

A few counterintuitive judgments fall out of the classification, worth saying directly.

One: brand is not an automatic time asset. Brand was treated as a typical time asset — the longer it accumulated, the more valuable. But in the AI era, brand has to be continuously sustained by real action. Maintaining a brand with AI-generated content, diluting the product to push volume, papering over product problems with marketing — all of this degrades the brand into a form asset (a name, a logo, a template) within a few years. The market will reprice the degraded brand to the cost of its formal parts.

Two: scale is a multiplier, not an asset. Scale amplifies whatever real asset is underneath. Amplifying embeddedness (logistics serving a billion users) — scale has value. Amplifying form (a homogeneous app serving a billion users) — scale depreciates with the form. Scale itself doesn’t preserve value. Many large firms’ scale was built on serving the mass market. The per-user value of the mass market is being structurally compressed in the AI era; the multiplier of scale acts on a shrinking numerator.

(Tech stack, craft mix, generic data — discussed in the startup section — apply equally to large firms. They are the fastest-depreciating asset class in the AI era; not expanded again here.)

One concrete action

For a firm leader (CEO, business head, board member), the takeaway action of this chapter is:

Audit your firm’s asset list and reclassify into the three classes.

Write down everything currently treated as a “moat” or “core asset”. For each, ask the test: could another firm generate this without owning our specific history? Sort the answers into three piles: pure form, embeddedness, authorship. Look at the relative sizes.

Most firms doing this audit will find: the pure-form pile is far bigger than they thought, and the authorship pile is far smaller. The diagnosis isn’t wrong — it’s that the old accounting and strategic vocabulary mixed the three classes together, hiding the picture.

The choice afterwards depends on which of the three classes the firm belongs to.


Chapter 7 · What This Means for Individuals: Which Class You Are In

The previous six chapters gave the mechanism and macro judgment. Back to a concrete question: for a specific knowledge worker, what does all this mean?

To answer it, sort out one thing first: in the AI era, an individual’s situation can be classified along one underlying dimension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ofession, industry, or age. The dimension is: is your judgment something other than what AI does?

AI splits people into two classes: amplified vs replaced

AI’s effect splits sharply across people. For some it’s an amplifier, magnifying what they can produce. For others it’s a substitute, squeezing them out of the market.

What decides which side you fall on? Where your bottleneck is.

  • Bottleneck is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but can’t, because you haven’t seen, don’t know, haven’t learned): AI is an amplifier. AI fills in what you can’t reach, and you use judgment and taste to combine them into a product beyond your own scale. This person has upper-layer judgment but lacks lower-layer information and tools; AI gives the lower layer, the upper layer monetises through amplification
  • Bottleneck is no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but lack of upper-layer judgment: AI is a substitute. Their old moat was “I know more, I’ve seen more”, and AI flattens that. Most of what they know is already in the public corpus, and AI can recite all they know — and integrate it faster

The key isn’t “more or less knowledge”. It’s whether there is something further upstream of knowledge: judgment, taste, the ability to question the problem itself, the ability to abstract a specific experience into a structure. These upstream abilities are the real substance.

This is the same thing as the cognitive decoupling ability in Issue 01. Cognitive decoupling is the ability to lift a problem out of its specific context and handle it with abstract structure. For people who can do thi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re raw materials, and substance sits above the materials. For people who can’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re everything they have; and AI now also has the materials.

AI amplifies “people whose substance exceeds their form”, not everyone. For people whose substance equals (or nearly equals) their form, AI doesn’t amplify — AI replaces.

The economic correspondence is rigorous

This isn’t intuition. There’s a precise framework in economics.

The standard tool for “is a technology a substitute or a complement” is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σ). Whether AI is a substitute for or complement to a person is determined by this parameter:

  • σ > 1: AI substitutes for this person’s ability easily; AI deployment lowers their value
  • σ < 1: AI is a complement to this person’s ability; AI deployment raises their value

“Bottleneck i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maps to σ < 1: the person’s upper-layer ability (judgment, taste) and AI (supplementing knowledge,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are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AI amplifies the person. “Onl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maps to σ > 1: person and AI on the same dimension; AI substitutes directly.

The latest research repeatedly verifies this. A study based on 12 million US job postings from 2018-2023 shows that AI-related jobs demand complementary skills like resilience, agility, and analytical thinking nearly twice as often as non-AI jobs; these skills carry wage premia; the complement effect in the data is up to 50% larger than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In other words: AI makes upper-layer ability more valuable and lower-layer ability less valuable.

Closing the loop: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go from moat to sunk cost

This mechanism yields a cold corollary: knowledge workers who currently have “onl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ill be displaced. The displacers are people with judgment, not new entrants per se.

Two paths bring those displacers in:

  • Same-generation peers with decoupling ability. They have judgment, plus all the embeddedness this worker has: clients, relationships, industry familiarity. They can use AI to amplify like a new entrant, and they have embeddedness new entrants don’t
  • New entrants directly identified by high-taste employers. They have no accumulation, but they have judgment, and they bypass embeddedness barriers via direct identification by employers (without going through resume filtering). Before AI this was nearly impossible, because employers had no time or tools to identify judgment directly and had to lean on resumes as second-order signals. After AI, with resumes polluted by AI and the cost of public output of judgment crashing, employers gain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judgment directly, jumping over the resume

Both paths route around the same th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emselves.

When the filter migrates from resume to judgmen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go from moat to sunk cost.

The painful part: most people currently in white-collar knowledge jobs will find they are in the “onl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class. This is not because they didn’t try. Past education, career paths, and corporate organisations were systematically training this class: middle management at large firms, skilled worker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senior analysts — these positions’ value proposition was precisely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not judgment and taste. Standardised education rewards “mastering a lot of knowledge”; corporate KPI systems reward “stably and reliably doing the job”; neither develops independent judgment.

These people are the bell curve trained by the era. Their pain will be especially sharp because they will realise they did everything they were taught to do, and ended up at a dead end. They walked the manual step by step, every step met expectations, and at the end the manual itself was voided.

Self-audit: which class are you in

Here, the question that really matters is: which class are you in?

This almost cannot be identified from the inside. Identifying “do I have upper-layer judgment” itself requires upper-layer judgment. A person without decoupling ability typically doesn’t realise what they’re missing; the world they see i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matter most”,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themselves run on. The person who most needs this judgment is precisely the person least able to make it.

Three positions to compare:

  • Judgment is real: accept the reality of slow monetisation and long-term sustained presence; don’t pretend you can grow fast. This person is slow but on a real path
  • Judgment is genuinely absent: accept that you’re on the luck track, don’t pretend to be building a long-term moat. This person is fragile but at least their decisions poin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Thinks they have judgment but doesn’t: makes long-term decisions on wrong expectations, refuses luck-track form-grinding opportunities, and pours large amounts of time into “substance work” no one identifies. Misses on both sides

The third is the most dangerous position.

The only externally calibratable check is: whether your substance has been recognised and responded to by people with taste. The standard is sustained recognition by people whose judgment you yourself respect, in your field. Praise from acquaintances, recognition from coworkers, one or two clients buying — none of those count.

Without that response, with high probability you’re overestimating yourself.

This is cold. But better to know early than burn 10 years in the wrong position.

Three classes of reader, three different situations

Aft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e three classes of reader face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s.

One: judgment + accumulation (this essay’s true target reader)

You are the class AI amplifies. AI lets you do an order of magnitude more than before. What you should do is run authorship and relational capital up to the point where the market can identify them, not figure out how to “defend against AI”. Specifics in the next chapter.

Two: accumulation + no judgment (the middle tier)

You are in the most complex position. On one hand, embeddedness still protects you: client relationships, industry familiarity, internal company position — AI can’t touch these in the short term. On the other hand, structural depreciation has begun: same-generation peers with judgment, plus new entrants identified by high-taste employers — both paths are closing in on you.

The middle tier won’t vanish overnight. For a long time, the middle tier will continue to exist, but its mode of existence shifts from structure to crevice: a niche AI hasn’t covered yet, a client still paying on old logic, a position temporarily exempt for compliance or inertia, an instance of personal charisma or luck landing right. These are crevices, not structure. You can survive in crevices; some people last a long time. But they are unpredictable, untransmissible, non-reproducible.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 is not realising you’re in structural fragility. Salary still arrives every month, life goes on, no obvious crisis signal. Until one day the window closes (layoff, industry shrinkage, client loss), and you suddenly find you have nothing.

If, on honest examination, you find yourself in the middle, this paragraph offers one piece of advice: treat the time inside the crevice as a window, not as steady state. The middle tier’s income gives you time and resources to build authorship and relational capital (people not in the middle don’t have this luxury); the middle tier’s position gives you contact with real problems (if it’s a real training ground, not a biological API). Those who can see this honestly and act on it can use the window to prepare. Those who can’t will be caught flat-footed when the window closes.

Three: judgment + no accumulation (new entrants)

In the old system, a new entrant’s judgment was built up slowly by doing the “form and craft” work that AI now flattens: junior lawyers doing document prep, junior analysts moving data around, junior designers producing execution drafts, junior engineers writing CRUD. Inside this seemingly menial work, new entrants are repeatedly calibrated against reality, and over ten years a traceable track record of judgment forms.

In the AI era this ladder is being weakened, compressed, broken in some industries. Junior roles are taken over by AI; new entrants can no longer assume “do basic work first, build judgment slowly”.

Worse, the new organisational forms (micro-studios, subject alliances, author-led startups) physically exclude new entrants: a micro-studio’s core subjects are busy doing the work, and tuning AI is cheaper than training new entrants; subject alliances need members with their own authorship; author-led startups hire people who already have judgment. None of these new forms have tolerance for new entrants.

But within the closing loop above, a new path opens for new entrants who do have judgment: direct identification by high-taste employers. The concrete shape of this path is dense self-training cycles: use AI as reviewer, do real small tasks, let AI help you mine experience (the method from Issue 02). The essence of judgment is cycle density (frequency of hypothesis, verification, correction), not seniority. A new entrant doing serious AI programming, even just on small scripts, can accumulate more judgment cycles in a year than the old ladder did in ten.

But this path requires the new entrant to start with non-trivial self-drive and judgment from day one. This is a chicken-and-egg problem: no starting point, no dense cycles; no cycles, no developing judgment. The new entrants who can walk this path are typically those with dense cycle training outside formal education: programming since childhood, sustained writing for years, serious competitive hobbies, long-running self-directed projects. The returns to this early accumulation are sharply amplified in the AI era.

To be honest about one thing: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op creators in the future still skews toward survivors with old-era capital and credentials. The new path opens, but the friction hasn’t disappeared: high-taste employers are few, and the self-drive prerequisite keeps most potential new entrants out of dense cycles. The new path is narrower than the old ladder; the share of new entrants who can walk it is lower than in the old ladder era. This is unfair, but it’s the fact.

That said, for young people who choose the new-entrant path, there’s no false pessimism here either, just a different path. The next issue,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turns to this question.


Chapter 8 · What This Means for Individuals: Concrete Actions

Chapter 7 cover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the three classes. This chapter gives the most useful concrete actions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classes (people with accumulation): how to build authorship and relational capital, and how AI amplifies them.

Authorship and relational capital, at the individual scale

The two carriers (node-type / network-type) from Chapter 5, at the individual scale, are called authorship and relational capital. Concretely:

Authorship: recognisable judgment (a clear stance in a field; expression and decis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raceable to the same judgment framework), track record (what you did, what you said, the consequences you bore — publicly verifiable), sustained presence (showing up in one field long enough).

Relational capital: long-term collaborators (people you’ve done multiple projects with, who calibrate against you), validated partners (people you’ve gone through hard fights with), deeply trusting clients (5-20 clients willing to hand you the questions that really matter), peer relationships in the field (suppliers, regulators, media — the relationships in which information that AI cannot find flows).

The two operate by different mechanisms: authorship is concentrated in you as a subject — leave, and the value disappears; relational capital is distributed across a set of relationships, but requires you to keep maintaining them. They are not substitutes: authorship lets strangers choose you, relational capital lets deep clients choose you. Most knowledge workers need both.

What the firm used to do for you, you now have to do yourself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judgment of the chapter.

Firms used to do two things for you at the same time. They gave you a platform on which to build authorship: the firm’s name card, project opportunities, internal promotion path, letting you accumulate judgment and track record in a stable environment. They gave you colleagues with whom to build relational capital: coworkers, cross-team collaborators, clients, suppliers — relationships the firm reached for you.

Issue 03 cover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organisational forms. The structure where the firm “did both for you” is breaking down in the AI era. Micro-studios, subject alliances, independent creators — these new forms don’t do those two things for you anymore.

For most knowledge workers, the most real challenge in the AI era is structurally losing the channels for building these two assets — not “unemployment”.

You may still be in a job, and your salary still arrives every month. But if you aren’t building recognisable authorship in this role, and you aren’t building deep relational capital, then your time is being consumed, not accumulated. Ten years from now when you leave, what you take with you is a job-title resume, not a 10-year moat.

A job-title resume could still be monetised in the old system, because the old filter was formal (large firm brand, job title, project name). In the new system, it has no monetisation channel.

Time is necessary, not sufficient

Before the concrete actions, one meta-judgment: time is necessary, not sufficient.

Authorship needs time: traceable judgment requires sustained public output, track record requires long-term accountability, presence requires staying around. Five years is the floor, ten years counts as initial establishment, twenty years reaches maturity. Most people overestimate their accumulation speed and underestimate the time required.

Relational capital takes longer. It requires both sides to invest time: you can speed up your half, you can’t speed up the other side’s half. This is why relational capital is the scarcest moat: it requires two subjects to bear the cost of building, and most people are only willing to build weak ties.

But time alone isn’t enough. People who only have time discover their time doesn’t monetise: they may have long tenure, but they haven’t built a recognisable subject identity, and they haven’t built a deep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ir time becomes a sunk cost.

Time is necessary, and you also have to avoid burning time on the wrong track.

The non-accumulation trap

The biggest trap is ten years in, no accumulation. Two typical shapes:

Biological API trap (authorship direction): “biological API” is a concept from Issue 03. Your work is really a human interface to some system (an ERP, a CRM, a workflow), and the work is going to be taken over by AI sooner or later. In a biological-API role,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you spend, authorship doesn’t accumulate, because you aren’t making judgments, you’re executing flows. The test: leaving this firm, does your “experience” of the past few years carry value to anyone else? If the value is mainly “familiar with this firm’s internal flows”, you’re a biological API. If the value is “has handled this kind of real problem”, you’re not.

Relationship-instrumentalisation trap (relational capital direction): typical shape is “contact when needed, no contact when not”.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useful at the weak-tie layer; at the deep-tie layer, it’s the opposite of relational capital: it continuously draws down your trust deposit with the other side without replenishing it. Maintaining a deep relationship requires non-instrumental sustained contact: staying genuinely connected even when you don’t need anything from the other side.

Both traps share one feature: formally looks like accumulation, in substance doesn’t accumulate. Identifying these in the AI era matters more than before, because in the old system “putting in years at a big firm” itself had monetisation power (resume was worth something); after AI peels that layer away, only real accumulation is left.

Concrete actions for building authorship

After avoiding the traps, authorship has clear actions.

One: sustained public output. Public output i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authorship: without public output, authorship can’t be traced or recognised. Forms vary: long essays, podcasts, video, Twitter, code repos, open-source projects, public talks, conference appearances. Form doesn’t matter; what matters is sustainedness and traceability. A serious long essay every three years plus daily social-media expression can form a traceable judgment framework; a friend-circle post every three months cannot.

Two: dare to leave a judgment, and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judgment. “This is my judgment, I think X will Y” — this kind of explicit, falsifiable judgment is the core of authorship. Most people’s public output is restating consensus: citing other people’s judgments, summarising industry views, doing “balanced syntheses”. This kind of output doesn’t accumulate authorship, because there’s no judgment framework of yours in it; the reader finishes and doesn’t know “what does this author actually think”. Daring to leave a judgment means daring to be proven wrong afterwards. This is a cost, and a threshold for authorship. People who haven’t borne wrong judgments aren’t recognised as “subjects with judgment”.

Concrete actions for building relational capital

One: keep a few specific people in your field of view long-term. Relational capital is repeatedly working with and being calibrated by a few specific people, not “knowing many people”. 5-20 deep relationships are more valuable than 500 weak ties. Selection criteria: they have real judgment in their field; they’re willing to bear the real consequences of collaboration; their taste can recognise your value. Picking the right people is the first step of relational capital; picking the wrong people turns ten years of investment into sunk cost.

Two: do real things together, bear consequences together. Relational capital doesn’t accumulate in chat; it accumulates in things where consequences are borne together. A real project done together, a loss taken together, a win together — these shared experiences are the core of relational capital. Eating together, attending the same meeting, chatting in the same group — none of those form relational capital.

AI is an amplifier, not a substitute

With authorship and relational capital in place, AI’s role is amplifier.

A subject with authorship used to be limited by their own time. There’s a daily cap on words written, clients seen, problems handled. AI raises this cap systemically; the monetisation efficiency of authorship is amplified.

Concrete shapes:

  • Micro-studios: 1-3 core subjects, a small number of part-time collaborators, with execution work outside the core (first drafts, data processing, client communication, standardised output) done by AI. Narrow client base (tens to hundreds of deep relationships), each anchored by authorship, high price per unit, long-term relationships
  • Individual alliances: a few independent subjects share infrastructure, distribution, brand backing, while each retains independent authorship. The alliance itself is light; members collaborate rather than employ
  • Author-led startups: founder is the subject, the firm is the subject’s amplifier. Product, service, team — all organised around the subject’s judgment. Scale typically 5-50 people; not chasing big scale

One key distinction: this is not “scaling a standardised product”. Standardised products still exist (SaaS, industrial softwar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re still here), but a standardised function alone no longer constitutes a long-term premium source — the de-personalised part is exactly what AI does best. The new subject form is the author’s time, amplified by AI into the capacity to serve more specific clients. Each client is still specific, deep, and personalised; only the number of specific clients one subject can simultaneously serve goes from 5 to 50.

The essence of this amplification: AI replaces the amplification work that used to require a team, and the subject keeps doing the judgment. The author is still present; AI handles execution.

Three concrete self-audit questions

Down to concrete actions, three questions to answer honestly:

One: Of my current job, how much would still be with me five years after I leave this firm?

What you take with you = authorship + relational capital. What you don’t take = form assets attached to the firm (job title, process familiarity, internal relationships).

Two: Which moat am I actually running?

Most people will discover: neither is being genuinely run. Time is going into job execution; authorship hasn’t accumulated (no public output, no traceable judgment), relational capital hasn’t accumulated (only internal job-title relationships).

Three: If I leave this firm tomorrow, why would my next client / employer / reader find me, choose me?

If the answer is “headhunter referral”, “the firm’s brand backs me”, “my job title”, you’re in the old system. The monetising power of those things is decaying in the new system.

If the answer is “they’ve read what I publish”, “a collaborator will refer me directly”, “some clients come to me on their own”, you’re in the new system.

The three questions are for honestly seeing your current position, not to manufacture anxiety. Once you see clearly, you can decide the next step.


Luck Sits Above All This

After three classes of reader and concrete actions, one warmer thing has to be said. All the judgments, prescriptions, and self-audits above rest on an implicit assumption: that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position by seeing clearly and trying. That assumption is largely correct, but not entirely.

Luck’s weight has been amplified in the AI era. That’s an honest observation.

In the past, luck mattered, but structural paths diluted it: most people could reach the middle by going step-by-step. In the AI era this dilution is gone; who stays and who falls is mostly luck.

Which means: a lot of people will survive in the middle because of luck, and a lot of people will be pushed out from the same position because of luck. The difference can be as specific as “your client’s leadership happened to change”, “your industry happens to have a regulatory buffer”, “your boss happens to dislike AI”.

Attributing your situation entirely to “ability” or “effort” gets less and less accurate in the AI era. Acknowledging luck is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s while you’re lucky, not pretending you stand on structure; it’s not a reason to give up on effort.


Coda · The Deliverable as a By-product of Substance

“The independently evaluable unit” — that has been the economic-structure definition of the deliverable fo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It is a form container that lets a subject’s substance detach from the subject and travel independently, priced and consumed by the market on its own.

This structure depended on form and substance being bundled: only because making form required real substance investment was the container visible evidence of substance.

AI, for the first time, lets form be produced independently of substance.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the deliverable as an “independent unit” is failing on a wide front. Form itself is no longer scarce; the container itself no longer needs to be priced independently. The deliverables that still have value must contain substance only the subject can inject: recognisable judgment, relationships embedded in specific operation.

The causal direction has to invert

Before: a subject injects substance in order to make a deliverable. The container is the goal; substance is the means.

Now: a subject sustains operation in reality, accumulates substance, and the deliverable comes out naturally as the expression of that substantive operation. The goal isn’t the container; it’s substance itself.

The deliverable goes from “independently evaluable unit” back to “by-product of a subject’s sustained operation”.

“I want to make a great product”, “I want to write a bestseller”, “I want to make a viral video” — this container-as-goal posture is structurally ineffective in the AI era. Because AI can produce the same external container at lower cost, and you as the creator have no substance to put inside it.

The opposite posture — “I’m working on a specific thing, and some deliverables overflow from it naturally” — is the production posture that holds in the AI era: a blog as the by-product of real research, a product as the by-product of real contact with users, a proposal as the by-product of really handling problems, code as the by-product of really solving problems.

Without underlying substantive operation, all containers are empty shells. In the AI era, the supply of empty form is unlimited; the substance that can be put inside still has to be produced one day at a time by a subject.


One Question This Essay Doesn’t Answer

That closes out the judgments and prescriptions on the 5-10 year scale. The coda closes the core moves at that scale.

But there’s a longer-scale question this essay won’t answer, while acknowledging it exists.

All the judgments in this essay come with a time scale.

Today, and the next 5-10 years, the judgment that substance is what tools cannot touch holds. Today’s AI has no continuous self, isn’t bound to consequences, has no concrete presence; what it produces is corpus about substance, not substance itself. All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 previous eight chapters rest on this judgment, and at today’s scale it is solid.

At least for now, we are safe.

But on a longer scale, this judgment shakes. AI not having continuous self is a contingent feature of current architecture, not necessity. AI not being bound to consequences is a deployment choice, not a structural constraint. AI not having embodied presence is engineering reality, not physical impossibility. These three things, on a 20-50 year scale, will most likely change. When AI has continuous identity, is bound to consequences, is present, and does all of these better than humans — where does the human stand?

This essay doesn’t answer it, because today’s understanding can’t. A 12th-century craftsman couldn’t foresee the meaning structure of a 1950s office white-collar worker. A 1950s white-collar worker couldn’t foresee the AI era of 2025. Our generation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human position in 2075 is most likely futile too; that structure has to be groped out by the people of that era inside their new situation.

But one thing can be pointed out.

The recent-modern thing of “deriving meaning from ability” is itself a contingent product of industrialisation and mass education, isomorphic with the bell-curve society.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that, most people did not live by “winning on ability”. They lived by getting through specific situations with specific others. A 12th-century farmer was outranked on ability by the king, the knight, the monk, the merchant. But he loved his wife, raised his children, buried his parents, and within the small range where he could be present, had meaning, connection, responsibility, joy.

That older meaning system will return in an era where AI fully surpasses humans. It returns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choice — not because it’s higher.

Our generation may be the last to derive meaning from “I can do more than others”. The next generation has to relearn a way of living that our great-grandparents still knew and that we have forgotten: not central on the ability dimension, only peripheral; but as specific lives, still complete.

Whether this is pessimistic or optimistic doesn’t depend on the fact itself. It depends on whether you can let go of the obsession that “I must have a position on ability”.

People who can’t let go will suffer through the AI-fully-surpassing-humans process. People who can will find they have returned to a longer human normal.

But that’s decades away.

For today, do today’s work well.


References and Sources

The main factual claims in this essay come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On the form migration of printing (history of form migration)

  • Dittmar, Jeremia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Printing P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2011): book prices fell by about two-thirds
  • Febvre, Lucien &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Albin Michel, 1958; see also Buringh & van Zanden,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9): the estimate of European book stock rising from about 30,000 to 20 million
  • Erasmus, Desiderius. Adagia (early editions ca. 1500): “Is there anywhere on earth exempt from these swarms of new books”

On the form migration of photography (history of form migration)

  • Met Museum, “The Daguerreian Age in France: 1839–55”; Bajac, Quentin. Le ciel et la terre, Musée d’Orsay (2003): the expansion of 19th-century commercial photographic studios
  • Gernsheim, Helmut. The Origins of Photograph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2: source of Delaroche’s “From today, painting is dead” (whether the quotation is fully verbatim is disputed, but it accurately reflects how the painters of the time reacted to photography)

On the form migration of industrialisation (history of form migration)

  • Ford Motor Company historical archives; Ford Heritage, History of the Assembly Line: Model T chassis assembly time falling from 12.5 hours to 93 minutes; price falling from $850 in 1908 to $260 in 1924

On the collapse of the bell-curve society (Chapter 1)

  •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2015) and subsequent annual updates;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2022): middle-class population share and income share data
  • Chetty, Raj et al.,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 Science 356 (2017): 398–406: share of children out-earning their parents — about 90% for the 1940 cohort, about 50% for the 1980 cohort

On RLHF and AI default output converging to the median (Chapter 1)

  • Ouyang, Long et al., “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 (InstructGPT, OpenAI 2022): InstructGPT rater composition
  • Bai, Yuntao et al., “Training a Helpful and Harmless Assistant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Anthropic 2022): RLHF rater sourcing (MTurk workers contributed most of the comparison data, Upwork workers a smaller share)
  • Durmus, Esin et al., “Towards Measur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e Global Opinions in Language Models” (Anthropic 2023, GlobalOpinionQA): aligned models’ bias on subjective issues

On substance as credence good and the quality identification problem (Chapter 3)

  • Nelson, Philli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 (1970): 311–329: search goods / experience goods
  • Darby, Michael R.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6 (1973): 67–88: credence goods
  • Akerlof, George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1970): 488–500: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markets where quality is unobservable. Akerlof, Spence, and Stiglitz shared the 2001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On signalling theory and mimicry cost (Chapters 3, 4)

  • Spence, Michael.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1973): 355–374: the core mechanism by which signals sustain market separation is the difference in mimicry cost
  • Feltovich, Nick, Rick Harbaugh & Ted To. “Too Cool for School? Signalling and Countersignalling.”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 (2002): 630–649: counter-signalling model
  • Bellezza, Silvia. “Distance and Alternative Signals of Status: A Unify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23): unifying framework for distance-based alternative status signals

On authorship as a modern category (Chapter 4)

  • Foucault, Michel. “Qu’est-ce qu’un auteu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1969); English: “What Is an Author?”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1998): the formation of the author as a modern category after print

On AI’s complement effect outweighing the substitute effect (Chapter 8)

  • Mäkelä, Elina & Fabian Stephany. “Complement or substitute? How AI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human skills” (arXiv:2412.19754, 2024; v3 February 2025): based on 12 million US job postings 2018-2023, showing AI’s complement effect can be up to 50% larger than its substitute effect in the data; data scientists with resilience or ethics skills can earn a 5-10% wage premium

Conceptual continuity with previous Offbook Press issues

  • “Cognitive decoupling” originates in Issue 01, On Cognitive Decoupling
  • The “AI review loop” method originates in Issue 02, Rebuilding Learning
  • “Disintegration of organisations” and “biological API” originate in Issue 03, Breakdown of Firms

This essay paraphrases the sources conceptually rather than quoting them directly. For verific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s.


关于作者

About the author

Dawei Geng,软件设计师、独立开发者、创业者。在人机交互与产品设计领域工作十年。这里写认知去耦、AI 时代的学习路径,以及组织形态的失效。

Dawei Geng is a software designer, independent developer, and founder. He has spent a decade working acros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product design, and writes here about cognitive decoupling, learning paths in the age of AI, and the failure modes of organizational form.